避諱是古代社會中一種常見的文化現象，它“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歷史垂二千年”，是我國封建社會禮法之一，并且貫穿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諱，又稱名諱，即古代帝王或尊長者之名。《說文解字》中說：“諱，忌也。”古時，凡遇帝王或尊長之名，必須回避使用該字，即為避諱。例如，秦始皇諱政，所以秦朝改正月為端月。“端月，正月也。秦諱政，故曰端。”
我國古代貨幣從最初的布幣、刀幣等，到漢代五銖錢，再到唐武德四年始鑄“開元通寶”錢，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喜歡在錢面上鑄造文字，即所謂的錢文。既然避諱現象在古代社會普遍存在，且與文字甚為相關，同時貨幣作為人們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觸的物品，那么錢文與避諱現象發生“關系”自是必然的事情了。
自“開元通寶”錢以降，主要以四字為主，遵循“主文+寶文”的結構。“寶文”是錢文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古代所用寶文名稱繁多，常見的有元寶、通寶、重寶等。而“主文”可分為多種情況，如唐代“開元通寶”中的“開元”屬于吉語，宋代則盛行用年號，如宋太宗所鑄的“淳化元寶”錢。另外，也有以國號作為“主文”的情況，如宋太祖的“宋通元寶”等。
從廣義上理解“避諱”，它不僅涉及到避“名諱”和禁忌的因素，還包括人們的語言使用習慣，例如避免單字重復等。了解了錢文中的避諱現象，對錢幣收藏也有好處，它可以幫助你分辨出那些需“避”而未“避”的假幣。
為什么說“靖國元寶”是假幣？
宋徽宗為北宋第八位皇帝，神宗之子、哲宗之弟，共在位25年（1100-1126）。宋徽宗在其在位年間共有6個年號，分別為建中靖國、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除“建中靖國”外，其余5個年號都鑄造過年號錢。宋徽宗第一個年號“建中靖國”為四字，較為特殊，一般做法是截取“建中”或“靖國”二字，再加寶文組成錢文，如太平興國年間所鑄的“太平通寶”，大中祥符年間鑄造的“祥符元寶”。但是史料并未記載“建中靖國”年間曾鑄年號錢，而是另擬了新錢文，即“圣宋元寶”，為“國號+寶文”結構。
不過，近年來市面上和考古發掘都陸續出現了“建國通寶”錢，如1956年錦州市博物館在發掘的清代范子和墓葬中，出土1枚隸書“建國通寶”錢。羅伯昭先生也曾于1941年的中國泉幣學會第36次會議上出示了一枚“建國通寶”小平錢。專家們認為此錢屬徽宗“建中靖國”年間，因其風格酷似徽宗時代的“政和通寶”、“宣和通寶”錢。
那么為何“建國通寶”要取年號之首尾兩字呢？這可能與避諱有關。若取前兩字“建中”組成“建中通寶”，則與唐德宗時期的錢文相重了。因為德宗曾于建中年間（780）鑄行過“建中通寶”。而若取“靖國”，以徽宗的“巧技成性”，或許認為“靖國”二字不足以概括“建中靖國”四字之意，所以取首尾兩字，是理所當然的了。據說“建國通寶”極為珍稀，存世量不超過10枚，稱其為北宋第一珍稀幣也不為過。
建國通寶
近些年市面上開始流傳所謂的“靖國元寶”錢，說該錢“生坑，旋讀，錢徑2.5厘米，重5克”。但稍微懂點避諱常識即可知，所謂的“靖國元寶”很可能是假幣，丁福保先生在對民國時期存在的各種臆造歷代年號錢的總結中也說道：“元號錢之不可信者多矣……徽宗之靖國元寶……當時實未開鑄，皆后世之偽托也，雖仿造極精，索值低廉，皆不可收買，當以特別之眼光鑒別之。”
靖國元寶
明朝為什么沒有“元寶”？
宋仁宗在位時期，一共頒行過9個年號，其中最初的 “天圣”、“明道”和“景祐”三個年號，所鑄造的均為“元寶”錢，而不是“通寶”錢。究其原因，也與避諱有關。清代錢大昕的《潛研堂金石文跋尾·貞集》有云：
天圣年，虎邱劍池石壁文云：“同判福州王瀆”，其云同判者，天圣初，章獻太后臨朝，避其父諱，凡官名、地名“通”者，皆易之。如通州為崇州，通判軍為安利軍，通判為同判是也。后崩后，即復其舊。
這段話清楚地說明了天圣年間因為外戚的名字而避“通”諱，并且舉出了實例。但是并沒有涉及到寶文的避諱。另清翁樹培《古泉匯考》云：
培案《宋史》，（章獻太）后崩于明道二年，……天圣、明道、景祐諸錢，皆曰元寶者，亦避諱耳。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天圣等三個年號錢之所以只有元寶，是為了避太后父親的諱，所以不能用“通”字作寶文。章獻太后死于明道二年，之后的寶文則不再避諱，所以才有了“皇宋通寶”。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清光緒十年（1884)長沙龍氏家塾刊本
了解這一特殊的避諱現象，可以提高我們的錢幣辨偽能力。在1982年8月，江西省瑞昌縣發現了窖藏銅幣一處，里面出土了一枚“景祐通寶”錢和一枚“景祐元寶”錢，有人認為“這次出土的真書小錢‘景祐通寶’，及篆字窄穿‘景祐元寶’，是在其它文獻資料中未曾見到的，在出土和傳世品種也極為少見。因此，該兩種錢幣的出土，為北宋時期的貨幣提供兩枚新的品種，同時也為我國的貨幣史的研究增添了一項新的實物資料”。但是前文我們已經說得很清楚，在仁宗景佑年間，避“通”諱是一個既定的事實，也是一個必須要嚴格遵守的原則，否則會招致嚴峻的刑罰。當時的官爐肯定不會去鑄造“景祐通寶”錢。所以這枚錢幣很有可能是后世偽造的。
到了元末，群雄競起，各路起義軍高舉反元大旗。后來朱元璋統一了天下，于洪武元年（1368）命南京的寶源局及各省寶泉局鑄行“洪武通寶”。其中并無“元寶”錢。其原因大致有二。
首先是為了避朱元璋的諱。清人劉喜海有《嘉蔭簃論泉絕句》，其子虞采所作《注》云：
明太祖諱元璋，故明代鑄錢，自洪武后，無作元寶者。
還有一個原因是為了避“元朝”的諱，如果以元寶為文，那豈不是成了“元朝之寶”了？明代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載：
明初貿易文契，如吳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蓋民間追恨元人，不欲書其國號也。
當時的老百姓普遍不愿意用“元”字，所以洪武無“元寶”則是可以理解的事了。而事實上，從最初的大中、洪武至崇禎，再到南明的大明、弘光、隆武、永歷等錢，其寶文皆為“通寶”而無“元寶”，看來，老祖宗的影響還是極其深遠的。
洪武通寶
“玄寶”從何而來？
在錢文的避諱中，還有一種特殊情況，就是“主文”中的字與“寶文”中的字相重，統治階級為了避免這種尷尬而做了相應的避諱。
唐代歷史上共鑄造過8中錢幣，分別為開元通寶、乹封泉寶、乹元重寶、得壹元寶、順天元寶、大歷元寶、建中通寶、咸通玄寶，其中鑄行于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的“咸通玄寶”有一個不常見的寶文，這難道是標新立異之舉嗎？其實不然，筆者認為應該同避諱有關。
因為如果用“通寶”，那么錢文中就出現兩個“通”字了，既影響錢面的美觀，讀起來又有點拗口。所以唐懿宗就采取一種新的命名方式。至于“玄寶”的由來，可能與當時錢幣的色澤有關，“玄”即黑色，晚唐錢幣大多質地不純，鑄工較差，色澤泛黑。“玄寶”之名與《鹽鐵論》所謂“夏后以玄貝”相映成趣，唐懿宗在命名時有可能在師法古人。
“咸通玄寶”因為“寶文”的罕見，再加上鑄造時間短，存世量極少，被錢幣界譽為“唐泉第一珍”。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有兩枚“咸通玄寶”錢，在1989年四川新都縣的一處窖藏內也發現有一枚“咸通玄寶”錢。如果各位在市面上見到流通的“咸通玄寶”，可要擦亮眼睛看看是否有貓膩了。
咸通玄寶
到了宋代，這種避諱現象更加普遍。仁宗趙禎于景祐五年（1038）十一月，改年號為寶元元年，南宋理宗趙昀于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繼位，第二年改年號為寶慶元年。如果按照宋代常見的“年號+寶文”規則，組成的錢文分別為“寶元元寶”、“寶慶元寶”，這實在是太拗口了。于是另擬錢文，改為“國號+寶文”結構，寶元年為“皇宋通寶”，寶慶年為“大宋元寶”。
皇宋通寶
順治時期的錢幣為什么不避諱？
避諱是封建社會禮法之一，臣民必須遵守，如果稍一疏忽，應避未避，很可能會招來刑罰。但是筆者在查閱資料的時候，發現了一個錢文不避諱的特例。
清順治時期，主要沿襲明錢的形制：背面漢字紀局紀地或背無文，面文漢字楷書，順讀。也就是說，錢幣上不僅在正面寫有錢文，而且在背面寫有鑄錢的機構或地點，大概有戶、工、臨、宣、薊、延、原、云、同、荊、河、昌、寧、浙、東、陽、福、襄等十八種。在這些“紀局紀地者”中，我們發現了“福”、“臨”二字。而眾所周知，順治帝的名字為愛新覺羅·福臨。順治帝為何不避自己名字的諱，而將“福”、“臨”二字鑄于錢幣上流通到中華大地呢？
筆者認為這大概與文化有關。避諱是由儒家的禮制發展而來的一種文化現象，它滲透在漢文化的傳統當中。順治是清軍入關后的第一位皇帝，當時漢文化的傳統對其影響還不夠深，所以順治不重避諱也是有可能的。
順治通寶正面
順治通寶背面
錢文中涉及避諱的事例，在筆者掌握的資料中，只有上述有限的幾例。為何數量會如此之少呢？這大概與錢文的字數有關。一般而言，錢文都是四字的，其中寶文基本固定，而前兩字中，乾、大、天等又都是高頻詞匯。宋代是鑄行錢幣最多的朝代，在320年間里總計共鑄了45種年號錢及6種非年號錢。筆者曾對“主文”中出現的字進行了統計，共計47字，如此一小部分，要撞上“避諱”的幾率是很小的。同時，每一個年號或國號的擬定，都經過了慎重的考慮，可能已經加入了“不能用犯諱的字”這一項選擇。所以，錢文與避諱的關聯如此之少，也是很自然的事了。（文/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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