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藝術家陳友桐與策展人鮑棟接受廣州“在地文化”藝術基金的邀請，委托他們發起一個非營利的藝術項目。在設想了諸多可能性的方向之后，他們發起了一個“藝術家的電影”計劃：邀請五位藝術家來各自拍一部電影。

通常而言，如果一個藝術家身份的人拍攝了一部類似電影的作品，放在藝術系統里發布，那么它一般不會被叫作電影，而是打上“影像作品”的標簽，或是專業一點叫“活動影像”(Moving Image)，以區別于靜態的攝影作品。

但項目有意的不使用“影像”，而以“電影”來命名，就是希望能夠打破專業圈子的局限。“我們想做一些藝術系統內的畫廊和美術館都不會去做的事情，同時別的文化圈子也不會去做的事。”項目策展人鮑棟說。

當然創造力是不分圈子的，但作品總是需要進入相應的系統和渠道來產生，這無形當中會給創作以一種潛在的影響，一種即定思路的慣性，在鮑棟看來，其對應的現狀，是中國當代藝術的影像正在趨于一種封閉化的趣味，過于知識化與論文化，糾纏于語言與概念的呈現，而丟失了影像作為一種藝術表達，其本身制造幻覺的能力。

“很多作品，要么讓人看不下去，要么你會在大腦當中不斷地想‘他們在干嘛’……觀看不再是觀看，而越來越依賴于知識，變成了一種識別。我想大部分在電影院放的電影不是這樣的，即使是一些小眾的實驗性的電影和獨立電影，起碼在感性上對觀眾是有效的。而當代藝術的影像過于偏向語言性和批判性的東西，制造幻覺的能力和方法被丟棄了。”

藝術家陶輝及主創人員拍攝現場

2016年“藝術家的電影”項目最終確定了五位藝術家，分別是陳曉云、蔣志、辛云鵬、方璐和陶輝。這幾位藝術家之前的作品風格各異，但他們對影像創作都有一定的經驗。

確定了2016合作藝術家后，策展人鮑棟與五位藝術家及其主創團隊進行過多次討論和碰撞，反復探究“影像藝術”、“電影”、“藝術家”與“觀眾”間的關系及深發的可能性。

“當然藝術和電影這兩個系統的工作方式還是不一樣的，所以我想，能不能讓這些藝術家用拍電影的方式，做一些能讓觀眾看得進去，同時又保留他們對影像問題的思考和批判，有個人風格的東西。”鮑棟說。

來拍一部真正的電影吧！

以一種拍電影的方式來拍作品，學術一點的說，這是以“去專業”的方式來打破專業壁壘，流行一點的說法叫“跨界”，但說法不重要，僅僅是來拍一部真正的電影吧！無論怎樣，這是件好玩的事情，聽來就令人興奮!

在策展人看來，他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藝術家能夠被這種好玩的想法點燃，從而去做一些跟以前完全不同的東西。

藝術家辛云鵬及其聯合導演和編劇——葉秋森、曾諳藝在今天夏天開啟了最早的籌備和實施。葉秋森曾經參與過賈樟柯的電影制作，擁有相對專業的電影經驗，整部電影的工作計劃按照標準電影操作模式安排并嚴格執行：劇本、劇組、攝影棚與后期剪輯一環扣一環，剪輯過程中還對一些鏡頭進行了補拍。

“辛云鵬這次的短片，可能更接近電影創作的一種規律和方式。通過情節、人物的塑造，講一個故事，當然這個故事不是非得要商業化的背景，但是有一個敘事內容。如果你要了解辛云鵬之前的影像作品，就會知道，它基本都是一個點子，一個主意。但是如果你拍一個十分鐘的短片，靠‘一個點子’是很難把觀眾留在屏幕前的，所以實際上是迫使他把他的創意更加立體、綜合了。”

藝術家辛云鵬及主創人員拍攝現場

除了辛云鵬，其它幾位藝術家基本也很快的進入到一種“電影”狀態中了。藝術家陶輝帶領他的小團隊在重慶的一座大樓天臺上舉辦了一個開拍儀式，接下來，他要拍攝一部跟重慶有關的影片。陳曉云創造一套特別的拍攝方法來捕捉一系列燒腦情節;方璐通過典型的女性視角展開對出生地再了解的探尋之路;一貫風格內斂的藝術家蔣志則結集了八十多號人在嘗試拍攝一個大場面……

“這里面有兩位比較規范，他們有劇情片的劇本，還有兩位有故事梗概，但是需要現場控制、演員即興發揮，此外還有一個藝術家的工作完全是沒有劇本的。”

“其實你可以發現他們現在做的東西，跟之前的工作還是有關系的，這些片子出來大家應該都能看出來這個是誰拍的，那個是誰拍的，基本上一些影像的語言方式都是從他們之前工作中提煉的，但是整個結構不同于一般的在展廳里播放的當代藝術的影像作品。” 策展人鮑棟介紹說。

從“雙年展”到“電影節”

項目原定只是想拍出一些電影來，通過放映活動，或是網絡來展示傳播。但獨立策展人謝萌的加入卻改變了他們的想法，現在，他們決定把這些作品帶到電影節上去。

謝萌曾擔任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電影策展人，策展過多個電影及藝術家移動影像項目，并且擔任國際電影節選片人。以制片人身份加入到這個項目，他希望項目中的作品可以在電影系統里更好的傳播。在謝萌看來，在國內我們往往把影像藝術與電影完全區隔開來，但其實二者之間并沒有清晰的邊界，他們之間最大的不同，可能只是在于受眾的接收終端。

“電影通常在一個封閉的影院環境內，完整地去欣賞。而影像作品則更多出現在展覽空間，比如在美術館展廳內放映，這樣的環境中，觀眾可以在空間里自由的行走，他的觀看并一定是完整的，可以從任何一個點開始，或是結束，影片循環播放，當然還有一些影像作品是多維度的，比如多屏同步，或者是與裝置或繪畫等其它藝術形式相結合。”

“從創作上說，電影一般需要遵循電影范式，比如影片長度，一般來說，長片體量在60分鐘以上，60分鐘以下則劃歸為短片，而創作語言上，電影有它的語法或敘事語言，有自身的文化延續性和歷史參照系統。而推動藝術發展的創作者，總可以突破范式限制，去完成創造性表達。”

在謝萌看來，之所以國內影像藝術與電影完全沒有發生“交集”，絕不是說影像藝術與電影完全是“兩碼事”，而是國內影像文化發展的不成熟，兩個系統之間的對話沒有建立起來。使得藝術家的影像作品往往無法走出當代藝術的圈子，進入到更豐盈的影像世界中去。

“國內的影像藝術創作缺少有效的傳播環境，大多作品創作出來，只有很零散的放映機會，缺少可以把這些作品推廣到海外的機構和專業人士。”

“作為電影，不管是短片還是長片，它的發行、傳播規則跟藝術家、畫廊、展覽這個鏈條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體系。”

“電影節和當代藝術的雙年展體制類似，都在拓展自身維度。很多電影節都設立了專門的藝術影像單元，比如珞迦諾電影節的Sign of Life單元，圣丹斯電影節的New Frontier單元，多倫多電影節的Wavelength單元。而柏林電影節的Forum單元，十年前就增設了Forum Expanded單元，囊括針對非影院空間的影像展覽，交叉性和包容性異常豐富。在這些電影節上，常會見到當代藝術家們帶著作品去跟觀眾交流。”

事實上，國外很多影像藝術家也是成功的導演。“最有名的案例是英國藝術家史蒂夫·麥奎，憑借表現北愛共和軍領袖獄中對抗英國政府的影片《饑餓》在戛納電影節一鳴驚人，隨后的作品《為奴十二年》獲得2014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美國藝術家朱利安·施納貝爾也是多產的電影導演，代表作品包括《輕狂歲月》、《潛水鐘與蝴蝶》等;英國的女性攝影藝術家薩姆·泰勒·約翰遜導演了商業現象級影片《50度灰》，也是頗為有趣的案例。” 謝萌說。

電影節歡迎新的藝術表達語言進入固化的電影系統，而藝術家的電影可以讓他們的影像創造力走出藝術領域，進入到一個更豐富的交流空間里。打破邊界，在當下可能是所有事情都在互相尋求的一種能量交換方式吧!

目前，“藝術家的電影”項目五位藝術家以其特有的藝術思考方式和工作切入點，已積極投入到電影編劇、拍攝甚至后期的具體工作環節中。

“這個項目今年是第一年做，之后還是希望接著做下去，我們不會給創作者設立太多的限制，但是大家都會覺得通過這樣一個機會，對他們有新的刺激。明年我們有打算在今年短片的基礎上，再做一些推進和調整”項目總監陳友桐最后介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