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藏于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的“颯露紫”石雕

1935年至1936年，美國的中國藝術收藏家們首次在全球亮相。那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在位于倫敦皮卡迪利大街伯靈頓大廈的英國皇家學院舉辦。有240家機構向展覽出借展品，其中不僅有美國博物館，還有中國首次允許借給外國展出的一大批“國寶”。為運輸93箱中的800多件中國宮廷珍寶，英國海軍部提供了一艘名為薩福克號的軍艦。喬治·尤摩弗伯勒斯和波西瓦爾·大衛(wèi)德是當時英國的兩位最偉大的收藏家。他們與大英博物館的羅伯特·洛克哈特·霍布森、著名古董商盧芹齋和山中定次郎一起工作，協(xié)助安排集中參展的藝術品。此次博覽會據(jù)稱是有史以來規(guī)模最大的中國展覽，轟動一時。在取得成功的同時，也不乏批評之聲。

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舉辦的背景是日本占領了偽滿洲國，并隨時準備入侵中國。中國政府當局希望獲得國際同情，希望全世界欣賞中國藝術。因此，東西方對中國藝術的鑒賞力，得以破天荒首次肩并肩相互媲美。當然，其間也有一些嘟嘟囔囔的埋怨之聲。西方認為，中國并未拿出自己最好的繪畫，覺得外國專家沒有能力辨別好壞差別，因而將西方的獎學金項目推遲了幾十年。中國方面，尤其是清華大學的學者們則認為，外國人得到了挑選展品的權利，不能確保中方出借展品的安全，“不應該把重要、有價值的珍寶送到國外”，而且，“一旦藝術品被大英博物館征集，無論其價值如何，都不會允許它走出博物館的大門”。中國政府的迫切愿望并未受到反對之聲的影響。中華民國急于培養(yǎng)西方對自己的善意，為自己作為崛起強權的形象涂脂抹粉。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人群蜂擁而至，觀眾總數(shù)（有記錄人次數(shù)為401768）打破了以往所有展覽的紀錄。當時，博物館組織重磅大展的風氣尚未形成，世界又深深陷入了蕭條。正是在那種時刻，中國藝術閃亮登場！

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將兩幅壁畫殘片、該館所獲戰(zhàn)利品——那尊敦煌菩薩像，以及作為受邀演講人的蘭登·華爾納送往英國參加展覽會。1933年，美國最新的博物館——堪薩斯城的威廉姆·羅克希爾·納爾遜美術館剛剛開館。它將25件展品，包括該館著名藏品玉璧，以及該館的未來研究員之星——勞倫斯·史克曼送往倫敦。阿比·洛克菲勒從基奎特莊園運去了自己的唐代菩薩像。值得注意的是，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缺席了那次展覽會。該館大包大攬的捐助人、董事登曼·羅斯堅決反對出借藝術品藏品參加展覽。因此，美國的主要中國收藏并未在倫敦的展覽會現(xiàn)身。但是，那次展覽會最受觀眾歡迎的藏品是賓夕法尼亞大學所藏石刻“颯露紫”。那是該館兩件石雕中的一件，來自西安附近的唐太宗昭陵。

鏤空龍虎飾臥蠶紋璧，河南省出土，堪薩斯城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收藏。

公元636年，唐太宗（廟號）下令為自己和皇后長孫氏建造陵墓，墓址選在都城長安（今陜西省西安市）西北90公里處。昭陵的周長近60公里，或許是世界上最大的帝王陵。陵墓建于九嵕山上，太宗希望借以展示自己的王權。其建造者們也指望依靠山體預防盜掘。太宗題字碑刻書：“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己有。今因九嵕山為陵，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好盜息心，存沒無累。”

若干年后，唐代著名詩人杜甫路過昭陵，他寫道：

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

再窺松柏路，還見五云飛。

昭陵的設計者據(jù)說是名揚天下的閻立德和閻立本兄弟，兄弟倆都是建筑師、畫家和宮廷官員。陵墓依山鑿石進入山體，設有五道石門；墓室兩廂列置石函，里面安放陪葬品。雖然太宗皇帝早就采取了預防措施，五代十國時期的節(jié)度使溫韜（約逝于公元926年）還是鉆進了陵墓，發(fā)現(xiàn)里面“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鐘（繇）、王（羲之）筆跡，紙墨如新”。

在建筑設計上，昭陵復制了唐太宗在都城長安的住宅。它被分為三部分：皇城、內(nèi)城、外城，與長安城布局無異。陵墓建造用了十三年，包括最近統(tǒng)計的近200座附屬貴族、皇戚、在宮廷侍奉中表現(xiàn)優(yōu)異的寵臣以及將軍們的陪葬墓。

在任期間，唐太宗制服了突厥人。突厥人前往長安，對唐王朝表示效忠。他們請求唐太宗擔任“天可汗”即“可汗的可汗”。太宗答道：“我是大唐王朝的天子，將獲天賜履行可汗職責。”突厥人被納入了唐代帝國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社會。大唐帝國歡迎外國人——來自遙遠社會的商人、僧侶和百姓——前往自己的都城。大唐帝國還允許異邦首領死后葬于唐代皇陵，與中國人享受同等待遇，這也是獎賞、安慰少數(shù)民族的一項成功措施。在皇陵陪葬是一種榮譽，也確保了異邦對“天子”和“可汗的可汗”的忠誠。

公元636年，即唐太宗終于當上皇帝10年后，為紀念自己的主要戰(zhàn)功，唐太宗下令為自己喜愛的戰(zhàn)馬雕刻浮雕像。2003年，考古學家對昭陵進行了發(fā)掘，出土的柱基表明，那些駿馬石刻，曾被安放在一條長廊兩側(cè)的亭子之中。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所藏駿馬，似乎曾被立于第5亭和第6亭。人們認為，閻立本（逝于公元673年）是《歷代帝王圖》卷軸畫的作者，目前，它被藏于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人們還推測，那些駿馬浮雕的設計草圖（長1.98米，高1.52米，厚度超過30厘米）也出自閻立本之手。對于唐太宗下令為自己所騎戰(zhàn)馬立像，有文獻記載道：

我參加戰(zhàn)斗，那些戰(zhàn)馬載我沖破敵陣，救我于危難。其形象應被刻于石，置我陵墓左右，昭示“車幔車蓋”公正。

周秀琴博士是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高級藏品登記員，她寫過有關昭陵及其駿馬的論文和文章。她對中國帝王的“車幔車蓋”習俗進行了這樣的解釋：“過去，主人通常保留車幔和車蓋，將其與馬、犬同葬，顯示主人對它們的喜愛和公正。”

唐太宗名叫李世民，意為“拯救世界、撫慰百姓”。他為每匹馬撰寫了頌詞，稱贊“颯露紫”是：

紫燕超躍，骨騰神駿，

氣詟三川，威凌八陣。

唐太宗的一生，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征戰(zhàn)。公元621年，他征伐東都洛陽（今河南洛陽）時，所騎棗紅馬就是“颯露紫”。那件浮雕展示的，是一個廣為流傳、有關丘行恭將軍的故事：當一支弓箭射中颯露紫時，丘行恭將軍翻身躍下自己的戰(zhàn)馬。他拔出颯露紫胸口上的箭，把自己的戰(zhàn)馬讓給太宗；自己則徒步追擊，用戰(zhàn)劍殺死數(shù)敵。

“拳毛騧”的意思是“毛作旋轉(zhuǎn)狀的黑嘴黃馬”。贏得“卷毛”綽號的，是太宗皇帝于622年平定劉黑闥叛亂時所乘戰(zhàn)馬。太宗皇帝對它的贊語是：

月精按轡，天馬橫空，

弧矢載戢，氛埃廓清。

目前，“颯露紫”和“拳毛騧”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展出。其余四匹駿馬，在西安碑林博物館展示。六匹駿馬中，有兩匹馬為立馬，包括“拳毛騧”。另外三匹馬都伸展四腿作“飛奔”狀。六匹駿馬全都束尾，將馬鬃裝飾成獨特的鋸齒狀。那種裝束被稱為“三花”，表明騎者貴為太子。

唐太宗的統(tǒng)治開創(chuàng)了一段和平繁榮時期。那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黃金時代，延續(xù)了將近四個世紀。軍事上的成功使太宗皇帝把帝國擴張至許多今天已不再屬于中國的地方：越南、蒙古，并往西進入中亞，最遠可達當今的哈薩克斯坦疆域。唐太宗統(tǒng)治的特點是根據(jù)能力和受教育情況選拔幕僚，由此建立了功能良好的管理體制。（他擔心被暗殺，除掉了兩個兄弟。迫使父親退位后，自己篡奪了皇位。）

《昭陵六駿圖》

唐朝的成功，所依靠的是馬，是它建立的騎兵。唐太宗在戰(zhàn)場上發(fā)現(xiàn)良駒時，會讓自己的大將擒獲騎手，奪取戰(zhàn)馬。唐朝初期，馬的數(shù)量有了巨大增長，從3000匹增加到超過70萬匹。其中絕大多數(shù)擁有突厥馬血統(tǒng)，通過進貢或與西部部落貿(mào)易獲得，包括起源于康國的著名費爾干納馬。唐太宗的六駿，似乎都源于進口馬匹。太宗在馬背上長大，超乎尋常地喜歡馬。曾經(jīng)有一次，太宗的一匹愛馬喪命，他竟憤怒地要下令殺掉馬夫。經(jīng)過皇后諫言，才算保住了馬夫的性命。唐朝期間，不僅戰(zhàn)場需要馬，貿(mào)易之路、絲綢之路也需要馬。馬成了連接中國與北部和西部前線的有效手段。那些道路需要馬匹開展郵政，長安與唐朝另一都城洛陽之間的驛站也是如此。

唐太宗不是中國最后一位詩人皇帝，也不是第一位喜歡馬的皇帝。兩千多年前，漢武帝面臨著來自西北武裝游牧部落的入侵。在大草原上生活的那些人被稱為匈奴。他們衣著裝飾華麗，住帳篷或帶蓬馬車，以牲畜數(shù)量計算財富。匈奴男人善騎射，在與漢武帝的步兵作戰(zhàn)時盡顯驍勇。此時，漢武帝需要騎兵，他們的戰(zhàn)馬還要快于匈奴人的草原馬。

漢代曾嘗試在本地繁衍進口馬，未獲成功。顯然，那里的土壤和水缺鈣。于是，漢武帝派出自己寵妃的兄弟李廣利大將，讓他率領一支由40000人組成的軍隊向西進發(fā)，希望從費爾干納盆地獲得汗血馬，此舉幾乎葬送了漢代帝國。

這種被稱為“天馬”的馬最初由漢帝國派往西域的使節(jié)張騫提到。它精力充沛、高大靈活，遠優(yōu)于草原矮馬。張騫報告說：在費爾干納，他見過一種令人吃驚的馬，它流出的汗像血。在漢代宮廷祭祀中，有這樣一首詩贊美“天馬”：

太一況，天馬下，

沾赤汗，沫流赭。

志俶儻，精權奇，

籋浮云，晻上馳。

體容與，迣萬里。

有一種理論認為，天馬的“汗血”源于一種寄生線蟲，常見于俄羅斯馬。寄生蟲吸附于馬的皮膚下面，引發(fā)馬身上小結節(jié)流血。另一種理論假設，長時間跳躍奔跑后，馬的血管破裂導致“汗血”。

起初，中國人希望從費爾干納首領那里購買獲得“天馬”，出價是一千錠金子和一匹金馬。那位首領拒絕了中國人的報價，還處死了漢武帝派去的使節(jié)。隨后，漢武帝派遣李將軍率領軍隊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但是，抵達費爾干納（大宛國）時，那支軍隊已是筋疲力盡，忍饑挨餓。于是，天子又派遣60000人翻越帕米爾高原，前去征服費爾干納。通過切斷供水，中國人最終結束了長達40天的圍攻。之后，費爾干納國王被手下人砍了腦袋。費爾干納人同意向漢都長安發(fā)送3000匹馬。然而其中只有很少部分，或許只有30匹，屬于“優(yōu)等”即“天馬”血統(tǒng)，有2000匹馬死于運送途中。漢武帝沒有食言，親自迎接那些馬匹抵達玉門，他還寫下了如下詩句：

天馬徠，從四極，涉流沙，九夷服。

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

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

天馬徠，執(zhí)徐時，將搖舉，誰與期？

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

天馬徠，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

2009年，考古學家在漢武帝陵墓內(nèi)發(fā)現(xiàn)了兩個祭祀坑。在兩個巨大的墓穴內(nèi)，有20個陪葬坑，里面有80匹種馬的骨骸——它們是陪伴武帝死后享受榮華的殉葬品。也證實了亞瑟·韋利的理論，即那些神奇的馬匹更多用于儀式，而不是作戰(zhàn)。未來的DNA檢測應該可以核實它們是否源于阿克哈·塔克馬。那是一種速度極快、活力四射的突厥馬。

漢武帝與費爾干納的作戰(zhàn)，代表了印歐文化與中國之間的早期接觸，帶來了絲綢之路的鼎盛期。唐朝期間，馬匹仍被作為主要陪葬品。那么，唐太宗所喜愛的坐騎呢？他去世時，那些駿馬浮雕曾沿著陵墓北門“神道”豎立。陵墓曾包括一個祭祀大廳“朱雀門”，以及一座有圍墻和許多房屋環(huán)繞的“下宮”。那些地面建筑如今幾乎蕩然無存。

1924年，在首次前往敦煌探險時，蘭登·華爾納和賀拉斯·杰恩曾訪問過西安。他們在報告中寫道：余下的四件浮雕已被“滑輪搬運”離開了原址，“六駿中的四匹馬，已被運至西安城里。我們在那座小博物館里看到，它們被寒酸地靠著花園墻壁而立，但很高興安全遠離了我們的美元。另外兩駿，則多少有些被劈裂、打爛，成了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的驕傲。”

昭陵六駿是無以倫比的杰作，被認為是中國的“埃爾金大理石”。對它們的掠奪，常被作為美帝國主義掠奪的例證。那么，它們又是如何抵達費城的呢？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的登記員周秀琴博士，利用該館檔案，再現(xiàn)了“颯露紫”和“拳毛騧”從西安來到費城的驚心動魄的旅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有一個值得稱贊的政策，即不隱瞞該館藏品征集的歷史。）

1909年，法國學者愛德華·沙瓦納看到昭陵六駿仍在原址。他拍攝的照片，是它們被移出昭陵之前的唯一文獻。周博士做研究期間，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檔案館發(fā)現(xiàn)了1921年的一封信，來自巴黎藝術經(jīng)銷商保羅·馬龍，他聲稱已通過北京的一位中介格羅讓先生寄去了一大筆錢，那位中介又派遣加蘭奇先生，設法將六駿運走。“1913年5月，六駿浮雕從昭陵運離，不幸的是，浮雕的搬運者遭到了當?shù)剞r(nóng)民的攻擊。那些珍貴文物被扔到一處斷崖下面。”（馬龍補充說，他損失了預付購買六駿浮雕的“一大筆”錢。）

昭陵六駿郵票

之后，那兩件浮雕被運往陜西省舊總督府，送給了該省督軍陸建章，以“博取他的歡心”。隨后，袁世凱總統(tǒng)把它們正式運往北京，袁曾經(jīng)是掌管陜西省的軍閥。從那時起，巴黎古董商盧芹齋的名字開始與六駿浮雕有了聯(lián)系。我們在哈佛大學檔案館發(fā)現(xiàn)了一封信。它表明，若干年后的1927年9月11日，盧芹齋給蘭登·華爾納寫信，透露了自己購買六駿浮雕時遭遇的難題：“你會吃驚地發(fā)現(xiàn)，這封信寄自符拉迪沃斯托克，而不是北京。因為，我在前往北京的路上聽說，由于出售唐太宗六駿浮雕，中國現(xiàn)任政府想要逮捕我……說到六駿浮雕，你和全世界都知道，它們曾于1912年被外國人盜竊。”盧芹齋宣稱，自己是從北京的古董商趙何方手中買下了兩駿浮雕。趙何方認識袁世凱的兒子，提議用六駿浮雕裝飾袁家的御花園。當時，袁世凱準備自己當皇帝，正為那場僅持續(xù)3個月的皇帝統(tǒng)治忙忙碌碌。袁家提供了特別印章，允許昭陵六駿浮雕離開西安運往北京。盧芹齋在那封信里為自己的行為進一步辯護說：“如果從總統(tǒng)手中購買一件東西不合法，那么，誰還有權出售？如果當時合法，現(xiàn)在又不合法，又會有多少古董商和收藏家遭遇相同處境？”

極可能在袁家協(xié)助下，盧芹齋得以把兩件駿馬浮雕運至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1918年3月9日，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館長喬治·拜倫·戈登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庫房見到了六駿浮雕。盧芹齋把它們租借給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并提出“免除租借費，那兩件石刻，展現(xiàn)了來自古都西安府的高浮雕駿馬”，并且在1921年之前都可以以15萬美元的價格買下。后來，狡猾的盧芹齋抬高了價格，稱自己的代理“冒了入獄、甚至是生命危險”。卡車將兩件石刻運往費城。5月8日，抵達賓夕法尼亞大學。為購買浮雕實施的籌款計劃進展緩慢，直到一位天使現(xiàn)身。那位金主天使是埃爾德里奇·約翰遜，他是“勝利留聲機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也是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董事會成員。他付了12.5萬美元（1920年協(xié)商價），將自己的名字置于浮雕之下。此后不久，時任該館亞洲藝術研究員的畢士博評論說：“或許，沒有任何已存世馬匹，像那兩匹馬那么著名。”至于閻立本，“對于精心創(chuàng)作那些杰作的藝術家，我們實際上一無所知……（但是，）那些雕刻的本身，證明了他是所有時代、所有國家的最偉大藝術家之一。”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以那種方式，套住了唐朝皇帝的兩匹駿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