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第一站（外四章）

作者：陳漢臨

那是1975年的初秋，“雙搶”的暑氣還未散盡，田埂上堆著新割的稻茬，空氣里混著泥土和秸稈的氣味。一個剛滿十八歲的我，被一紙調令抽調到公社工作隊，背著一床薄被和幾件換洗衣服，走進了青菱公社的毛坦大隊。這里，便是我踏入社會的第一站。

大隊部是幾間低矮的瓦房，工作組六個人，擠在一間辦公室里。組長是公社黨委副書記王才東，一位面色黝黑、身板墩實的中年人。他分配任務時，總是帶著濃重的花山鄉口音把工作組的任務、目標說得清楚明了。那時，全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剛開過，復出的鄧小平副主席作報告的聲音，通過層層傳達，仿佛還在我們這些基層農村工作隊員的耳畔回響，激勵著我們投身于那場轟轟烈烈的農業學大寨、改天換地的熱潮。

我住進了四隊隊長陶銀州的家。他家是三間簡陋粗糙的紅磚瓦房，這在毛坦村算得上是比較好的房屋，還有很多土磚茅草屋。晚上，我睡在一個廢棄的、用來裝谷物的木柜子上，翻身時，木板嘎吱作響，谷物的塵屑和干燥的木香便絲絲縷縷地滲入夢里。吃飯是“派飯”，一天輪一戶。我揣著一天四毛錢、一斤糧票，從村東吃到村西。煮飯的的鼎鍋冒著熱氣，里面一半是紅薯一半是米飯。鄉親們把好一點的菜往我碗里夾，那淳樸的、帶著些許局促的笑容，讓我心里既暖又酸。我們和社員真正是“同吃同住同勞動”。

當年的秋冬，為滿足全市“菜藍子”供應，公社決定把種植水稻的大隊全部改為種植蔬菜。于是我們便和社員一起，搶收完最后一季稻谷，然后揮起鋤頭，挖溝開槽，把水田改造成菜地。

晚上，政治夜校的燈火在生產隊的隊屋里亮起。由我這個最年輕的隊員負責，給社員們讀文件、念報紙，傳達上級關于“批林批孔”、“評法批儒”的最新指示，也協肋隊長強調明天的生產任務。燈光昏黃，映著一張張疲憊而專注的臉。最熱鬧的是評工分的時候，“自報公議，死級活評”，有人高聲自薦，有人小聲嘀咕，煙火氣與生存的計較，在小小的屋子里彌漫升騰。

然而，外面的風似乎變了向。工作隊進駐時說的“三年”，到年底就傳來了結束的消息。隱隱約約聽說，是上面的鄧副主席又出了問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風聲緊了，我們這場“農業學大寨”的運動，便也像斷了線的風箏，草草收場。

離開那天，大隊開了歡送會。一些相處了數月的社員拉著我的手，絮絮地說著告別的話。一位老貧協主席，手像粗糙的樹皮，緊緊攥著我的手，聲音有些發顫：“你要不走，留在這里當隊長就好了……”那一刻，我喉頭哽咽，所有關于運動和路線的宏大敘事，在具體的人與質樸的情感面前，忽然變得遙遠而模糊。

我背著來時的行囊離開了毛坦。身后，是依然貧困的村莊，是那些簡陋的矮房，是鼎鍋里翻滾的紅薯米飯。

幾年后，十一屆三中全會像一場春雨，土地承包了，村辦企業如春筍般冒了出來。鄉親們的口袋鼓了，生活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發生著巨變——土房變成了樓房，自行車換成了摩托車，后來又變成了小汽車。進入新世紀，城中村改造，他們徹底告別了世代耕耘的土地，住進了整潔的居民區，老人領著養老金，年底還有股份分紅。

我常常想起那段歲月。那是我社會的第一站，它讓我在最樸素的勞作與最基層的生活中，觸摸到了中國的真實脈搏。我們當年懷著理想主義激情想要改變的貧困，最終并非由我們那場草草收場的運動所終結。歷史的車輪，自有其更深刻、更符合規律的軌跡。我們那一代人的青春，連同毛坦村的鼎鍋、木柜、政治夜校的燈光，都已成為那個特定年代的注腳，封存在記憶里。而真正讓那片土地和人民獲得新生的，是后來那場回歸常識、尊重人性的偉大變革。

那社會第一站的酸甜苦辣，如今品來，已濾掉了當年的迷茫與困頓，沉淀下的，是對一段純粹時光的懷念，以及對腳下這片土地與人民最深沉的祝福。

11月6日寫于青菱湖畔圓夢園農莊

我的少年時光

我今年六十八歲了，退休也有八年。人一閑下來，就總愛回想過去的往事。我的思緒常常會飛回老家老橋村，飛回那段泡在湖水里的少年時光。

我的老家，村子東邊是風光旖旎的青菱湖，西邊是玲瓏剔透的野湖。那時候，這兩個湖就是我們這群孩子的樂園。夏天一到，湖邊上密密麻麻長滿了蓮藕和菱角。一放學，或者放了暑假，我們幾個小伙伴就成天泡在湖水里，抽藕帶，采菱角，摘蓮篷。那時候不覺得是在干活，只覺得是天底下最好玩的事。

等到冬天，湖水退了，湖底露出大片的淤泥。我們又不閑著，卷起褲腿，光著腳丫，就去掀泥挖藕。雖然是寒冬時節，但那時候哪知道冷啊。有時候，我們還會鉆到枯黃的蒿草叢里，尋找鳥窩，偶爾能掏到幾個鳥蛋，那就像發現了寶貝一樣。

那時候，農村的日子過得緊巴巴。家里窮，每到開學，學雜費和買書本文具的錢，就成了家里的一件愁事。但我們這些半大的孩子，已經懂得為家里分憂了。

夏天天不亮，我們就用扁擔挑著采摘的蓮蓬，走上很遠的路，趕到長冮邊的石嘴碼頭，乘坐那種“突突突”響的輪船，搖搖晃晃地到漢口去。在漢口的街巷里，我們不敢象大人一樣吆喝，只是靜靜的守候在籮筐旁。一個暑假下來，靠著這小小的生意，竟然能掙上幾十百把塊錢。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巨款”了！交了學費，買了文具，還能剩下一些補貼家用。手里攥著自己掙來的錢，那份自豪感，到現在都還記得。

讀初中時，我們每天只上半天課。下午，我們就跟著生產隊的大人們一起下地勞動。村里四五個年紀相仿的伙伴在一起，一邊覺得好玩，一邊也想著為家里多掙幾個工分。那時候我們力氣小，干半天活，只能記三個工分，雖然不多，但心里是滿滿的成就感。

后來上了高中，個子長高了，力氣也大了，心里就有一股不服輸的勁頭。星期天參加隊里勞動，專挑重活干。比如挑“谷草頭”（捆好的稻谷），隊里的男勞力都是挑雙擔（前后各兩捆），我們這些學生娃也咬著牙，晃晃悠悠地挑起雙擔，硬是要跟他們比一比。一天下來，肩膀壓得又紅又腫，心里卻覺得有一種自豪感。

現在回頭想想，我讀書的時候，正趕上文革，學校里上課很輕松，很多文化知識學得不系統。但那段歲月，也讓我在另一個課堂里學到了很多。我認識了腳下的土地，熟悉了湖水的脾性，學會了怎么種地、怎么收獲，更懂得了生活的不易和勞動的光榮。這些從泥土和湖水里學來的知識，同樣讓我受益終身。

如今，青菱湖和野湖已經變了模樣，但那段在水里泥里打滾、靠著自己雙手掙學費掙工分的少年時光，卻像刻在了心里，永遠那么清晰，那么鮮活。那不僅僅是一段回憶，更是我人生里最寶貴、最扎實的根基。

11月26日寫于青菱湖畔圓夢園農莊

父親

我的父親陳幼龍離開我們已經十八年了。每當夜深人靜時，他的音容笑貌總會浮現在我眼前。

1936年9月1日，父親出生在一個普通農家。那時家里有十幾畝田地、三間瓦房，日子還算寬裕。他因此得以讀了兩年私塾，這在當時已是不錯的啟蒙教育。

可惜好景不長。村里開了家茶館，實為賭場。祖父沉迷其中，不僅輸光了積蓄，還欠下不少賭債。祖母常說，每年糧食剛收完，討債人就挑著籮筐上門，把大半糧食都挑走了。剩下的糧食不夠吃，她只好去給人家幫工，換些米回來糊口。父親的童年，就在這樣的困頓中度過。

解放后土改，因家產早已敗光，我家劃為貧農。1958年，父親參加"大辦鋼鐵"，到黃岡當礦工。三年困難時期，城市精簡人員，父親又回到農村。不久，父親因有點文化，又積極上進，組織上培養他入了黨，又安排他當上了生產隊隊長。

這個小隊長一當就是二十多年。生產隊長看似官小，卻關系著全隊三十多戶、一百多口人的生計。春耕秋收，都要他安排調度。父親很有遠見，六十年代帶領大家在荒山種桃梨，七十年代改種柑橘，改革開放后又改種蓮藕、芋頭等經濟作物，總想方設法讓鄉親們過上好日子。

在家里，他要養活我們兄弟姐妹五個。長期的勞累讓他落下病根。先是得了腎炎，那時農村醫療條件差，他每次都要步行到石嘴鎮，再坐車去城里看病。買不起鹽，只能吃代鹽，這對一個干重活的人來說真是雪上加霜。1971年他又患上肺結核，幸虧一位知青把他父親的藥分給父親吃，才慢慢康復。

改革開放后，我們陸續成家外出，家里只剩父母相依為命。母親體弱多病，農活主要靠父親。2007年，他的腎病復發轉為尿毒癥。雖經一年治療，終因多器官衰竭，在2008年5月22日永遠離開了我們，享年72歲。

父親這一生，經歷了太多苦難，但他始終堅韌不拔。他用自己樸實的行動，教會我們什么是責任，什么是擔當。他就像一頭老牛，默默耕耘，無怨無悔。這多年來，我常常想起他說的那句話："人這一生，不求大富大貴，但求問心無愧。"

父親雖然離開我們18年了，但他的精神和品德卻永遠在我們家族中延續。

11月29日寫于青菱湖畔圓夢園農莊

車城之戀

我和許銀枝是同一個村長大的，老家叫老橋村。仔細算起來，兩家還是遠房親戚，只是平時來往不多。我們從背著小布包上小學，一直到高中畢業，幾乎天天見面，可那時候年紀小，誰也沒往別處想。

1976年春天，銀枝的父親因公去世，她接過父親的班，去了十堰市的東方食品廠工作。一下子，我們之間隔了山又隔了水。直到第二年，我才鼓起勇氣，給她寫了第一封信。信里聊了些工作上的事，也悄悄寫了幾句心里話，告訴她我一直很佩服她。可信寄出去后，卻象泥牛入海，一點回音也沒有。

我心里有些失落，但也只好把這份心思放下。1978年春，我正式參加了工作。沒想到那年年底，一個同鄉突然轉給我一封信——竟是銀枝一年前寫給我的回信！原來那時候鄉下寄信收信都不太規范，這封信在大隊部一躺就是一年多。

信上說，她剛進廠，想先安心工作，個人問題等一年后再考慮。可等我讀到這封信，都快兩年過去了。我趕緊又給她寫了封信，她也很快回信，說愿意相處。那年春節她回老家，問了母親和哥哥姐姐，家里人都沒意見，我們這才正式確定了關系。

從那以后，我們開始鴻雁傳書。我們在信里談工作，談理想，也悄悄規劃著未來。薄薄的信紙，承載著我們沉甸甸的思念。

1979年春天，我突然收到她的信，說得了闌尾炎，動了手術。我立刻向單位請了假，連夜坐上火車趕往十堰。那是我第一次去十堰，天剛蒙蒙亮就下了車，一個人在陌生的城市里打聽問路，好不容易才找到東方食品廠。

見到她才知道，手術出了點意外，麻醉藥滲到了硬膜外，導致她走路不穩，晚上還怕光。我心里揪得緊緊的，立刻陪她去醫院繼續治療。那段時間，我看著她慢慢好轉，心里才踏實了些。

后來銀枝告訴我，廠里有個石家莊來實習的小伙子，對她挺有好感。不過她說，心里已經裝了一個老家的小伙子，再容不下別人了。聽了這話，我心里暖暖的。

兩年的隔空往來，讓我們的心越靠越近。到了1981年底，我們都到了該成家的年紀。1982年元旦，我們簡單辦了婚事。婚假結束后，她又回了十堰，我們開始了新婚即分居的日子。

同年10月25日，我們的孩子出生了，給我們帶來了無盡的喜悅。但真正讓我們安心的是第二年秋天——在區委組織部部長的親自關心下，銀枝終于調回了武漢。

從此，我們結束了牛郎織女生活，開始了人生新的里程。

11月30日寫于青菱湖畔圓夢園農莊

我與洪山新華書店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由于工作關系，經常要到區委區政府開會。每次開完會，我總會不自覺地往街道口走——那里有家洪山新華書店，成了我那些年里最常去的地方。

那時的書店很大很寬厰，兩層樓，書架上擠得滿滿當當。柜臺上擺著新到的圖書，用硬紙板寫著推薦語。我尤其喜歡文學和社科類的書架，常常一待就是半天。那時工資雖然不高，但每個月總要擠出一點錢來買書。

有兩件事我至今記得清清楚楚。

1997年12月24日，我記得那天特別冷。我照例去書店轉轉，沒想到門口排了長長的隊伍。一問才知道，是著名相聲演員牛群來簽名售書，賣的是他的攝影集《牛眼看家》。我也跟著排了進去，隊伍挪得很慢，但沒人抱怨。輪到我的時候，牛群笑著接過書，然后在扉頁上用簽字筆簽上草寫的“牛群”二字。那本書我到現在還收藏著。

另一回是1999年7月18日，正是武漢最熱的時候。書店里人山人海，女作家王海鸰在簽售她的暢銷小說《牽手》。隊伍從二樓排到一樓門外，在七月的太陽下彎彎曲曲。我汗流浹背地排了一個多小時，終于拿到了簽名本。王海鸰很有耐心，對每個人都會說：“謝謝您喜歡這本書。”那語氣很柔和，然后工工整整地簽上名字和日期。

后來城市變了樣，街道口越來越繁華，高樓一棟棟立起來，洪山新華書店卻由于商業化逐漸宿小了。后來雖然我還是會偶爾去看看，但總覺得少了點什么——也許是少了當年那個擠在人群里、小心翼翼翻開新書的自己。

那些在洪山新華書店度過的午后，那些排隊等待的簽名，那些用牛皮紙包好的新書，構成了我生活里最樸素也最充實的一部分。書店不僅僅是賣書的地方，它是一代人精神的驛站，讓我們在平凡的生活里，能夠暫時停下腳步，與更廣闊的世界相遇。

2025年12月8日寫于青菱湖畔圓夢園農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