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陽政府網消息】1970年，當12歲的湯中耀在學校的組織下，背上被子，和老師同學們一起，步行7小時，于晚上8時走到引丹工程清泉溝隧洞工地時，看見的是這樣的場面——馬燈下干活的人遍布山野，號子聲此起彼伏。“愚公移山，改造中國”的巨幅標語醒目地立在工地上。

丹渠渠首。

排子河渡槽節制閘往襄州供水。引丹工程局供圖

40多年前，火熱的丹渠建設工地。引丹工程局供圖

今年58歲的湯中耀是引丹工程管理局馬張河管理處的黨支部書記。1978年，他再次進入引丹工程工地時，已不是來支援的學生，而是引丹工程的建設者。從此，他的一生與丹渠連在了一起。

與引丹工程連在一起的，還有灌區的132萬人民。

干旱缺水的鄂北崗地因全長68公里的引丹總干渠變成了糧倉，180萬畝土地上因為有了水，出產的糧食占襄陽糧食總產量的三分之一，當地居民徹底告別了貧困的生活。這條渠被當地人稱為“生命渠”“幸福渠”。

改天換地建丹渠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更是百姓的血脈。過去，襄陽縣北、光化縣北、棗陽縣北這“三北”崗地，因為缺水干旱而貧瘠荒涼。人們靠種旱莊稼為生，遇上大旱之年，百姓只能四處逃荒。

新中國成立后，為改變“三北”地區干旱缺水的狀況，湖北省政府采取以工代賑和民辦公助等辦法來幫助農民進行小型水利建設。僅襄陽縣就修建了黑龍堰、黃龍堰、普陀堰等小型水庫83個，修建堰塘垱壩1917處，開挖了長達62公里的羊橋河、滾河兩條引水渠。興修的水利工程雖然緩解了一部分干旱地區的用水情況，但并沒能從根本上改變“三北”地區的“旱包子”狀況。隨后，我市又興修了一些大中型水庫，但這些水庫由于水源不足，仍然無法從根本上改變這些地區的干旱問題。

1958年，國家投資修建丹江口大型水庫，終于使襄陽解決“三北”地區干旱問題出現了轉機。襄陽地委立即行動，籌劃引丹江之水灌溉“三北”地區。

1969年1月，襄陽地區丹江渠道工程指揮部成立，1969年5月，以石牌嶺為渠首的引丹工程破土動工。

消息傳來，人們興奮異常。

今年77歲的孔令遠，退休前是西排子河水庫管理處的工程師助理，他參與了排子河水庫建設和引丹襄州段渠道勘察、測量工作。他說，當時真是戰天斗地、豪情萬丈。工程打地基時，沒有機械設備，靠人海戰術，8個人用繩子、棍子抬起一個80厘米高、直徑40厘米的大石，隨著號子聲，高高抬起，狠狠砸下，把土夯實。倒上30厘米厚的土，夯實到27厘米，再倒30厘米的土，再夯到27厘米，就這樣一層層夯土，直到大壩聳立。

當年，光化縣、襄陽縣的很多黨員干部、工人、農民、初高中生、知識青年都參加了引丹工程的建設。其中，有父子爭著報名的，有夫妻搶著參戰的，也有祖孫三代同上丹渠建設工地的。

1953年出生的柳身榮退休前是引丹工程局的工程科科長，他全程參加了引丹渠的建設。他記得，當時，參加建設的民工按照民兵建制編排、管理。省水利電力設計院、省水利工程二團和三團、襄陽地區水利局都參加了設計和施工。

1969年10月，因地質原因，國家水電部、湖北省做出了引丹工程渠道改線決定，停止石牌嶺渠首施工，渠首進口改到清泉溝

——要在丹江口水庫南側珠連山的山腹中，由北向南鑿出一條長6775米、高寬各7米的山腹隧道，使丹江口水庫的巨大水源穿山而過。

開山鑿洞蛟龍出

“開挖清泉溝隧洞是一場氣吞山河的戰斗。”柳身榮介紹，全長6775米清泉溝隧洞，從1969年11月動工，到1972年底建成，歷時3年。投入的勞力常年達1萬多人，最多時近2萬人。

因為當年條件所限，參與施工的多是民工，有人質疑：“土里土氣莊稼漢，怎么能把洞打穿？”參與丹渠建設的民工的回答是：“土里土氣莊稼漢，拼了命也要把洞打穿。”

當年，柳身榮就是參與丹渠建設的一名民工。在施工中，柳身榮跟著師傅邊干邊學，背公式、學儀器，沒有先進儀器，他與師傅們一起用經緯儀定中心線、用水準儀測高程，然后在洞子口上把斷面畫出來，用紅筆畫出風鉆的施工點。

風鉆工在前面打眼，翻渣工在后面清理，將碎石運出。洞內灰塵極大，經常看不清人。有時，在風鉆工打眼時，翻渣工在前面施工人員的腿下清理碎石、渣土，然后裝車向外運。柳身榮則在一個工作面結束后，趕緊測量定點。

隧洞施工最危險的就是洞子打到千米以上時，氧氣稀薄了，運輸距離也遠了。運距遠，沒有運輸機械，就拼人力、增加板車數量；氧氣稀薄，就加強鼓風送氣，并在施工面安裝上電話，及時與洞外聯系。

就這樣，在艱苦的環境下，一個工作面連續幾個月的進度保持在每天10米以上。“當時條件簡陋，設備奇缺，但是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柳身榮說，“不論陰晴雨雪，施工24小時不間斷，整個工地干部、民工都是緊張工作著，處理險石、打風鉆、放炮、翻渣、拉板車、立模、攪拌混凝土等，一環套一環，你追我趕，一刻不停地運轉著。”

因為全是土法施工，再加上塌方、山洪，施工工地就像一個看不見敵人的戰場，危險隨時出現。

讓柳身榮難以忘懷的是工友的離去——因為鋼絲繩斷裂，運輸用的板車失控造成過人員傷亡；因啞炮突然爆炸，安全員李悅萍去世。在回憶這些時，63歲的柳身榮眼睛有些濕潤：“當年技術有限，雖然時刻把安全放在首位，但事故還是難以避免。”

最讓柳身榮痛心的是1971年7月1日山洪暴發，62名工友被淹在了洞中。“以連為作戰單位，干部、民工統一編成三個班，每班6個小時，三班四上，日夜24小時不停工。一錘一錘、一尺一尺，6775米的隧道就是這么挖出來的。”柳身榮說：“為了興建引丹渠，我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渡槽飛架銀河落

排子河渡槽是引丹大渠繼清泉溝隧洞之后的又一個標志建筑物。它使丹渠水橫跨一個近5公里長、兩頭是丘陵的低洼地帶，從遠方遙望，氣勢雄偉，像一條巨龍橫臥長空。

1973年2月26日，在清泉溝隧洞完成“地下長龍”施工的隊伍又轉戰位于襄州區石橋鎮的西排子河。

柳身榮介紹，工程一開始就面臨三大困難：一是36萬噸砂石料的生產運輸問題；二是183個平均高24米的槽墩如何澆筑；三是159跨、長25米、重200噸和23跨、長15米、重120噸的整體槽身如何吊上去。

沒有砂石料就向百里外的漢江要——指揮部把沿岸700多條船和5000多船民組織起來，編隊、分組，把任務分配到隊，落實到班、組，在襄江沿岸100多里的地段撈運砂石。當時，正是寒冬，船民們為了讓生命之渠盡快通水，跳進刺骨的水中撈取砂石。每條船上3個人，一人撐篙掌舵，一人握勺撈砂石，另一人把砂石料倒在船艙里。靠岸后，砂石料除少量用傳送帶傳輸上岸外，絕大部分都是人工一擔一擔挑上岸。第二年初春遇枯水季，船靠不了岸，為搶時間，700多民工穿著短褲，在刺骨的河水里清淤、挖河道，苦戰三天三夜，疏通了25里航道和24個碼頭，使砂石料得以繼續運輸。“渡槽施工，難在高空。”怎樣把183個平均高24米的槽墩澆筑起來，是關系渡槽建設速度的重要一環。經計算，用木模澆筑一個槽墩，約需木材150立方米，時間一個半月左右。114個24米以上的高槽墩，就需要木材4500立方米，不僅工地一時拿不出這么多木材，工期也將大大延長。在這種情況下，省水利工程局的干部、技術人員積極開展技術革新，他們根據鋼型滑動模板澆筑水泥圓筒倉庫的原理，成功試驗出鋼型滑動模板澆筑墩身。只用7天就能澆起一個墩身，并節省木材3500立方米，節省鐵絲、圓釘等200多噸，節省開支80萬元以上，比傳統木模澆筑效率提高5倍以上，這在我國水利史上屬首創。

混凝土在地面拌和后，按照常規要立排架，搭跳板人工挑漿，按此辦法，每個槽墩需要100米左右的跳板，這不僅費時、費力，還費工。省水利三團技師侯燕子設計出了“搖頭扒桿”提升混凝土的工具——在澆筑的槽墩旁，根據高度立一鋼架扒桿，通過卷揚機、鋼絲繩的帶動，把裝在吊籃內的混凝土提升到需要的高度，在扒桿的頂端安裝軸承，使吊籃可以左右轉動降落到澆筑的槽頂。這一設計大大提升了效率，得到群眾這樣的贊揚——“搖頭扒桿好，安全又可靠，人省力，工效高，多快好省建渡槽。”

柳身榮介紹，在澆筑槽墩時，工友們有許多發明創造，比如上模板時，槽墩內外搭好架子，這邊澆模板，那邊安裝，等模板好了，再用螺栓將模板擰上去，一層一層邊搭邊建，大大提高了效率。

工程最后一道難關是如何吊裝重200噸的整體槽身，當時全國水利史上整體起吊200噸大件尚無先例，更無這樣的大型吊裝設備。

工人、技術人員邊施工邊搞設計，土法上馬，利用改裝后的啟閉機和萬能桿件組裝成“拖移式橋吊”，200噸重的槽身，用四根大于安全系數五倍以上鋼絲繩捆縛后，由“拖移式橋吊”逐漸起吊到所需高度后，又平穩降落在槽墩上預留的“牛腿”和支座上，再平移就位，整個過程只需80分鐘。這在我國水利史上也屬首創。

排子河渡槽工程從1973年2月26日開始動工，至1974年7月15日竣工，歷時16個半月。建成后的渡槽全長4320米，曾享有亞洲第一渡槽的美譽。

泵站建成大渠通

1974年，引丹主體工程基本建成，同年通水，灌區開始受益。昔日一畝地只收百十斤糧、十來斤棉的“旱包子”鄂西北崗地變成了湖北省第二大糧棉油生產基地。

隨著時間的推移，丹江口水庫受發電的制約，常常處于低水位運行，引丹大渠進水保證率低。每到4月至7月的灌溉季節，不得不組織大批抽水設備抗旱，耗資巨大，可水量還是不夠。“長龍”僵臥，“銀河”干涸。老百姓抱怨：“修個大渠是干的，架個渡槽是供參觀的。”

1978年1月13日，李先念在水電部部長錢正英等陪同下視察襄陽地區工作，襄陽地委書記王耀向李先念著重匯報了鄂西北崗地如今面臨的問題，提出雖修建了引丹大渠，但由于提水量小，農業生產還是遭受巨大損失。要求在引丹渠首修建固定提水泵站，徹底滿足丹渠灌區用水。李先念當即同意修建渠首泵站。

1978年2月，除襄、棗、隨、南、宜、光、谷七縣派出近4萬勞力外，保康縣負責木材供應，市糧食部門備好大米、面粉，商業、林業、農機等部門備好耗材，交通部門安排數萬民工通過火車、渡船按期開往工地，浩浩蕩蕩建設泵站的大幕拉開了。

就在這一年，曾到引丹工地參加過勞動的湯中耀走上工地，正式成為引丹建設大軍中的一員。當時，民工們把背簍背在后背，將挖出的土填滿背簍，一路小跑到目的地，彎腰倒出土，再一路小跑回來。兩天時間，27000余名民工，4300多輛板車，挖土131000多立方米。渠道挖深時板車爬坡困難，干部、工人們自己動手造出機械牽引機76臺（套）、土牽引機83臺（套），一部牽引機同時可拉三四輛板車爬坡。清淤、排水時，有些地段漬水多，淤泥很深，人踩進去能陷到腰部。干部、工人們日夜守在現場，用小木桿編成排，鋪在泥上，人站在木排上一點一點向下挖泥排水。

但因為國民經濟調整，壓縮基建項目，1978年11月26日，泵站工地停工緩建了。

直到1988年，襄陽遭遇特大干旱，在4月至8月灌溉季，丹江口水庫水位急劇下降，灌區百萬畝稻田無水可灌。

已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錢正英，召集水利部、電力部、水電規劃設計院有關司局負責人和湖北省的領導，對復建清泉溝泵站的問題進行研討。

1992年夏，泵站主體工程、金屬結構、電器及輔助設備安裝全部完工。

湯中耀介紹，泵站剛建成，引丹灌區就遭遇大旱，8臺機組投入抽水抗旱，92天共抽水2.25億立方米，工程效益立竿見影。

全長68公里的引丹大渠工程自1969年初清泉溝隧洞動工，至1992年夏清泉溝泵站竣工，整個建設過程歷經24個年頭。泵站建成后大渠“活”了。

渠邊長大血脈連

引丹工程管理局局長熊化國回憶，建設清泉溝隧洞時他只有10歲，他的父親在工地上干了3年。通水的那天，父親抱著他熱淚盈眶，說：“孩子，你趕上好時候了，有水了！你不會再餓肚子了，我們會吃上跟城里人一樣的白米飯和大饅頭了！”

襄州區石橋鎮69歲的居民楊福秀說，引丹渠通水之前，許多地方的人離河遠，要去堰塘里挑水吃，通水后人們高興地說：“高干渠低干渠，大渠里面套小渠，用起水來腳踢踢，你看美氣不美氣。”楊福秀介紹，上世紀60年代時，她從谷城來到襄州區石橋時看不到種蔬菜的，后來有了水人們才能種菜。

如今，曾經干旱的“三北”地區成為糧食主產區，還改善了灌區生態環境。

當年，奮戰在建設工地上的民工湯中耀、柳身榮、孔令遠等，也隨著工程的進展，在不同時期分別進入了引丹工程管理局，以及引丹“結瓜工程”西排子河水庫等單位工作。

5月，記者在老河口市袁沖鄉郝崗村看到，丹渠沿岸種植的櫻花樹郁郁蔥蔥。在清泉溝隧洞沿線，袁沖鄉六官營村村民陳文良在丹渠打工已有2年時間，同村的還有10多個村民和他一樣，在這里護坡、栽樹、培土、修枝、打藥。陳文良說：“種地，一畝收入約800元，參加護坡、植樹，一天又能收入100元。這條渠讓我們雙重得利。”

在引丹灌區采訪時，記者聽到沿線居民們說的最多的是：“我們的父母參加過引丹工程建設，我們在這條渠邊長大。我們與這條渠血脈相連。”

湯中耀說：“在參與清泉溝泵站建設時，我們每天早上4時起床吃飯上工地，一直忙到晚上10時步行4里路回地，有時扶著板車走都能睡著。那時的經歷打造了我們吃苦耐勞、敢于拼搏的精神，而這些是不能丟的。”讓湯中耀記憶最深刻的是他12歲第一次到建設工地時看到的那些巨幅標語牌，一個字有一兩米大——“愚公移山，改造中國！”

熊化國說：“引丹局在發展中也遇到了許多困難，我們能夠克服困難源于我們繼承了一筆巨大的財富——艱苦奮斗、不畏艱難、說干就干的精神。”

隨著南水北調工程的推進，我省啟動了鄂北地區水資源配置工程。如今，清泉溝隧洞又被賦予了新的歷史使命——鄂北引水工程將與襄陽引丹灌區共用一個取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