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強10月14日下午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聽取對當前經濟形勢和下一步經濟工作的意見建議。
李強強調，要多措并舉營造一流產業生態，綜合治理行業無序、非理性競爭，促進上下游、大中小企業深化合作，加快科技成果轉化，發展創業投資基金，著力構建創新生態圈。
這反映了當前中國經濟的痛點、難點問題。
一是產業生態問題。
當前，我國正致力于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并已取得顯著進展，但產業生態在系統性、協同性和可持續性方面仍面臨一些深層挑戰。
1、產業創新體系存在短板
基礎研究與前沿創新能力有待加強。在一些尖端技術和基礎研究領域，如高端半導體材料、光刻機等核心裝備上，對國外的依賴度仍較高，原始創新能力不足制約了產業向價值鏈高端攀升。
科技成果轉化效率有待提升。雖然我國專利數量位居世界前列，但高校專利轉化率相對較低（2024年數據顯示約為3.8%），科研院所專利轉化率約為11.8%。
企業研發投入強度仍有不足。2024年中國全社會研發投入強度為2.68%，制造業企業平均研發強度為2.39%，與部分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差距。部分企業由于擔心回報、創新機制不完善等原因，研發投入意愿和能力有待激發。
2、產業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
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面臨挑戰。傳統制造業在我國實體經濟中占比顯著，但其數智化轉型進程存在困難。例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實現智能化生產全流程覆蓋的比例較低（截至2022年第二季度為6.6%），第二產業數字化滲透率（2023年為25.03%）不僅低于國內服務業水平，也低于發達國家制造業的平均水平（約33%）。
新興產業發展根基有待夯實。戰略性新興產業如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等快速發展，但部分領域核心技術和關鍵環節仍受制于人，存在“斷點”風險。
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面臨考驗。部分產業鏈關鍵環節的自主可控能力不足，存在“卡脖子”風險。
3、企業發展環境與協同效能有待優化
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面臨多重壓力。它們常遇到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貸款期限短、利率高，且稅費、社保等綜合負擔較重。勞動力成本上升快、管理難度加大，同時審批環節仍有優化空間。
產業鏈協同融合程度不足。創新鏈與產業鏈對接不夠緊密，大中小企業之間以及上下游之間的融通創新生態尚未完全形成。部分地區之間存在產業同質化競爭，例如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布局上趨同，可能導致資源浪費和重復建設。
現在需要“熱帶雨林式的產業發展生態”。一個成功的“熱帶雨林”式產業生態，通常具備以下幾個關鍵特征：
物種多樣性。生態系統內既有像“喬木”一樣的行業龍頭或鏈主企業，也有如“灌木”般充滿活力的中小型腰部企業，還有如同“草本”的大量初創公司和微型企業。它們梯度互補、錯位發展，形成了豐富的產業層次。例如，廣州海珠區就致力于打造讓龍頭企業“大樹參天”、腰部企業“綠樹成蔭”、中小微企業“百花齊放”的產業生態。
循環共生性。系統內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等關鍵要素能夠深度融合、暢通循環。這要求上游的原材料、中游的制造加工、下游的應用服務能無縫銜接，顯著降低交易成本。同時，技術、資本、人才等資源可以自由流動并發生“化學反應”，催生新的業態和模式。西安在構建產業生態時，就特別注重這“四鏈”的深度融合。
環境滋養性。正如雨林需要肥沃的土壤、充足的陽光和雨水，產業生態也需要優越的營商環境和基礎設施作為支撐。這包括便捷的交通物流、完善的法律財稅服務、強有力的知識產權保護、覆蓋企業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如“供應鏈金融”、“科技貸”等），以及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文化氛圍。
二是企業合作問題。
校企合作深度融合不足。企業與高校在目標上存在天然差異，企業追求市場利潤和技術創新，高校側重人才培養與基礎研究，導致價值取向難以統一。合作過程中，企業普遍反映存在溝通協商機制不暢問題，合作多依賴個人關系維系，缺乏穩定制度保障。高校方面，部分工科學科脫離實際應用，所產出的知識對企業解決前沿技術問題幫助有限。同時，有效的利益共享和知識產權分配機制尚未健全，影響了企業投入的積極性。
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不暢。目前大企業向中小企業開放資源、共享數據的意愿和能力均有待提升。中小企業由于資金、人才有限，在數字化轉型和技術升級方面面臨較高門檻，難以匹配大企業的協同要求。此外，產業鏈內部缺乏有效的溝通協調平臺，導致企業間難以建立長期穩定的互信關系，往往停留在簡單的供需合作，難以實現創新資源的共享與協同攻關。
始于2018年的創新聯合體，已經開始逐步解決這些痛點。
創新聯合體的組建方式靈活多樣，常見的主要有以下幾種：
領軍企業牽頭型。這是最典型的方式。由行業內具備強大資源和市場影響力的龍頭企業發起，整合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及高校科研機構共同參與。
任務場景驅動型。針對具體的“卡脖子”技術難題或特定的應用場景需求（如城市管理、智能制造），由相關機構提出攻關任務，遴選合作伙伴組建聯合體。
創新平臺支撐型。依托已有的產業共性技術平臺、協同創新中心等，聚合產學研力量，升級打造為創新聯合體。
專利標準聚合型。圍繞構建關鍵領域的專利池或創制行業技術標準的需求，由相關機構牽頭組建。
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各類創新聯合體在多個重點產業領域蓬勃發展。
中央企業在工業軟件、工業母機、新能源、先進材料等重點領域牽頭建設了24個創新聯合體，旨在突破產業鏈共性關鍵技術。
北京計劃到2025年在新一代信息技術、智能網聯汽車等高精尖領域培育20個左右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創新聯合體。
三是成果轉化問題。
1、體制機制障礙
當前科技評價體系和管理機制是制約成果轉化的首要因素。考核機制普遍存在“重論文、輕應用”的傾向，科研人員的職稱評定、晉升考核主要看論文發表數量和期刊等級，而非成果的實際應用價值。這導致研發活動與市場需求脫節，大量專利是為完成課題或職稱評定而產生，實用性不強。
國有資產管理制度在操作層面也存在顧慮。職務科技成果作價入股，若后期股權貶值，相關負責人可能面臨“國有資產流失”的追責風險，導致許多單位對轉化持保守態度。盡管有成果轉化收益分配政策，但由于缺乏細化的操作指南和保障機制，收益分配常受行政干預，科研人員應得權益難以完全落實。此外，科技政策與行業監管、國資管理等政策有時存在不一致，也增加了成果轉化的復雜性和難度。
2、供需匹配錯位
高校、科研院所（供給方）與企業（需求方）之間存在顯著的連接錯位。科研導向偏離市場需求，許多高校科研人員習慣于“從書本中來，到論文中去”，對產業真實需求和成本約束考慮不足，產出成果企業往往“用不了、接不住”。
成果成熟度低是突出瓶頸。絕大多數實驗室成果缺乏中試熟化環節，工藝不成熟，難以直接進行規模化生產。企業為規避高風險，不愿承接這類需要二次開發的成果。
3、專業服務生態薄弱
連接供給與需求的“橋梁”不夠堅固，專業化技術轉移體系尚未形成。技術轉移機構數量不足、能力偏弱，2023年數據顯示全國僅26.5%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自建了技術轉移機構。這些機構普遍存在專業人才短缺問題，特別是既懂技術又懂市場、法律和管理的復合型技術經理人嚴重匱乏。技術交易平臺也多局限于本地，難以支撐全國范圍的轉化需求。
4、金融支持體系不足
早期融資渠道匱乏，科技型中小企業面臨巨大資金壓力，銀行為控制風險往往惜貸。風險投資更傾向于商業模式清晰、接近產業化的后期項目，對高風險、長周期的原始創新項目敬而遠之。
在此，可以介紹一下東南大學的成功經驗。
東南大學為破解科技成果轉化中的“不敢轉、不想轉、不會轉”難題，在2025年6月推出了全國首創的《關于進一步提升科技成果轉化的若干激勵措施（試行）》，也被稱為“科技成果轉化躍升10條”。這套組合拳旨在打通從實驗室到市場的通道，讓更多“東大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讓科研人員“名利雙收”的激勵體系。政策明確，將科技成果轉讓、許可收入的更大比例獎勵給科技人員，并享受個人所得稅優惠。更重要的是，它重構了評價標準，將成果轉化貢獻等同于甚至數倍高于傳統的論文和縱向項目在職稱評定和績效考核中的權重。例如，單個項目到款超過500萬元可視同一項國家級項目。
賦權改革與“陽光工程”。學校全面實施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將成果的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賦予科技人員。同時推出“陽光工程”，為科研人員已創辦企業或持股但未履行規范轉化程序的情況，設定了合規化整改期限，旨在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激發轉化活力。
研究資源傾斜。為鼓勵團隊開展轉化，政策規定對成果轉化成效突出的團隊，給予單列研究生招生指標、專職科研崗和博士后指標的支持，為成果產業化提供持續的人才支撐。
支持師生創業。特別鼓勵學生創新創業，明確學生使用學校科技成果創辦企業的，可無償獲得相關知識產權許可三年。
專業化的“一站式”服務。政策支持通過引入社會資本重組共建的專業技術轉移公司，為科研人員提供從轉化路徑設計、法律咨詢到知識產權布局的全流程、免費“陪跑式”服務，解決了科研人員“不會轉”的難題。
除了直接激勵，“躍升10條”還配套了關鍵資源以保障轉化實施。
金融支持。學校成立了首期1億元的“東大校友科創轉化基金”，專門用于投資師生和校友的早期成果轉化項目，支持投“早”投“小”，解決“缺錢轉”的難題。
概念驗證與中試平臺。學校正積極建設概念驗證中心和中小試基地，為早期成果提供資金和支持，幫助其跨越從實驗室到產業化之間的“死亡谷”。
自轉化躍升行動實施以來，已涌現出標志性成功案例。例如，東南大學醫學院姚紅紅教授團隊的“新型環狀RNA藥物”專利，以1.6億元的價格成功轉讓給南京一家藥企，體現了市場對前沿原始創新價值的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