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江西之問”
“院士輸出地”困境何解？
幾天前，兩年一度的中國科學院與中國工程院院士增選結果公布，即有江西媒體發文“求解”，直言作為典型的“院士輸出地”，江西對流失院士資源的“歸鄉”渴望尤為迫切。
這里所說的“院士輸出地”，是指出生地/籍貫地與工作單位所在地的“錯位”。以江西為例，據當地不完全統計，江西籍6人新當選為兩院院士。此前消息顯示，江西超40人入選2025兩院院士增選有效候選人，但多為在外地工作的贛籍院士。
早在“十四五”規劃中，創新就被置于具體任務的首位，院士增選則被認為是觀察中國科技創新和人才隊伍建設的“風向標”。回望過去五年，全國31省份共新增三批次、共418名兩院院士（不包含外籍院士），按工作單位所在地劃分，整體呈現“北京一枝獨秀、滬蘇鄂粵緊隨其后”的集中態勢。
進一步把時間線拉長，江蘇、湖南、河北、河南等多個省份都存在明顯的院士籍貫與工作地“錯位”的現象，還有不少“院士之鄉”因缺乏本土承載平臺陷入“只出不進”的尷尬。
在這場“留才”與“用才”的較量中，各區域該如何破解院士引育難題，更好地高質量發展？
院士去哪了？
11月21日，2025年度中國科學院與中國工程院院士增選結果正式公布，共144人，其中，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分別增選73人、71人。從區域分布來看，今年有不少省份迎來了新突破——
其中，作為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北京的實力毋庸置疑。此次院士增選，整個北京地區共有65人當選，覆蓋兩院全部學部，數量穩居全國第一。目前，在京院士數量增至885人，占全國院士總數的46%。
山東此次共8人當選（5位兩院院士、3位外籍院士），超過過去兩輪總和（2021年度3人，2023年度3人）。這也使得山東圓滿完成了“十四五”既定目標（增選10人），是1995年以來最好成績。
同樣迎來“豐收季”的還有湖北，按照當地媒體報道，此次湖北省有11位專家學者成功增選為院士，首次突破兩位數，為歷次增選人數最多的一次。湖北作為高教大省，武漢大學以3位院士領跑，華中科技大學以2位（其中一位為湖北首位外籍院士）緊隨其后。
拉長時間來看，“十四五”期間，兩院院士增選工作共開展三輪，分別是2021年、2023年，2025年，合計418人。從院士工作單位所在地來看，新增院士幾乎覆蓋了全國31個省份，區域人才分布“頭部聚集、腰部崛起”的格局愈發清晰。
注：此處僅以兩院新當選院士名單公布的工作單位所在地為主，不包含部分院士有多個工作所在地情況。例：崖州灣國家實驗室副主任趙書紅教授此次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她同時也是華中農業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院、動物醫學院院長，但僅以名單公布單位崖州灣國家實驗室所在地計入。
其中，北京斷層領先，三輪院士增選名單共增加171人，占全國新增院士總數的40%。北京之后，上海、江蘇、湖北、廣東共同構成全國院士區域分布的“第二陣營”。
具體而言，上海、江蘇作為國內人才資源較為集中的地區，新增院士數量分別為36人、30人，位居全國第二、三位。隨后是湖北與廣東，湖北憑借優質高校集群的科教優勢，廣東依托高開放度與經濟活力的產業支撐，分別新增院士22人、20人，展現了“科教強省”與“經濟強省”的人才驅動效應。
陜西、四川、湖南、浙江等其余科教大省，過去五年新增兩院院士人數也均在10人以上，共同構成國內院士區域分布的“腰部軍團”，成為我國科研人才梯隊的重要支撐。
值得一提的是，長期以來，中國工程院院士人選以高校、科研機構和國企為主。不過，這種格局正在被不斷打破——
今年新當選的工程院院士中，民營企業科學家數量實現歷史性突破。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學家廉玉波、寧德時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學家吳凱、金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術官黃險波3 人入選，創下中國工程院成立以來，民營企業當選院士數的最高紀錄。
對此，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副會長、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智庫聯盟秘書長秦尊文接受城市進化論采訪時表示，來自企業界尤其是民營企業的科技人才比例提升，將很大程度上加速高校與市場的結合，推動科研成果產業化進程。
“輸出地”困境
隨著院士增選名單公布，一場跨越省市的“院士認領熱”迅速升溫。各地在為“本土走出的頂尖人才”倍感自豪的同時，更難掩對“院士歸鄉”的期待。
“您是從洞口走出去的杰出英才......我們熱切期盼您常回家看看，為家鄉發展傳經送寶。”“您從樂平起步......熱切期盼您常念桑梓之情、常回樂平看看，一如既往關心支持家鄉發展。”
近日，湖南洞口縣、江西樂平市政府先后向尹周平院士、駱廣生院士發布賀信，折射出地方對高層次人才賦能發展的迫切渴求。
這份期待背后，一個普遍但值得深思的現象浮出水面，多數院士的籍貫地與長期工作地呈現“錯位”狀態，人才外流情況尤為突出。
根據上觀新聞整理的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的數據，截至目前，以湖南為出生地院士有178人，但以湖南為工作地的院士僅有116人。若以“院士工作地/院士出生地”計算流動比（大于1為凈流入，小于1為凈輸出），湖南的流動比僅為0.65，凈輸出特征顯著。
至于喊話“留人”的江西，院士輸出程度比湖南更高，流動比為0.47。如當地媒體報道所述，江西同作為院士輸出大省，大量贛籍院士在外工作，“墻內開花墻外香”的現象突出。
事實上，這種困境并非中西部省份獨有。如河北籍貫的高層次人才很多，但卻較少回到家鄉效力。另據媒體公開報道，江蘇、浙江、廣東等沿海經濟大省也存在著院士人才流失的問題，以至于形成了一批缺少院士的“院士之鄉”。
與這些“輸出地”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北京、上海等地的高層次人才全國最多，但真正北京籍、上海籍的高層次人才卻并不多，是明顯的人才凈流入地區。
為何“院士之鄉”卻留不住院士？
在秦尊文看來，院士人才的供需在區域上存在差異。供給端，人口大省按比例往往能培育出更多院士。配置端，院士資源分配以科技強國建設戰略為指引，遵循“全國一盤棋”的統一部署。各類科技創新中心作為重要支撐，會相應配置更多頂尖科研人才。這種供需差異，最終導致部分地區出現院士錯位的現象。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這種人才分布不均衡的“馬太效應”正逐步減緩。天津工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唐家龍曾撰文指出，近年院士增選結果表明，人才區域分布的集中化趨勢有所松動。
他建議，當前區域層面應當更多聚焦世界科技前沿、經濟主戰場、國家重大需求、人民生命健康，挖掘自身特色優勢，打造不可替代的科研與產業生態，形成對頂尖人才的持續吸引力。
引人與用人
在區域人才競爭日趨激烈的當下，“江西之問”已經擺在一眾“院士輸出地”面前，要如何突破先天資源限制、破解人才“錯位”困局，實現從“培育人才”到“集聚人才”的跨越。
2025年兩院院士增選結果顯示，以江蘇為例，作為公認的“院士出產第一大省”，近年正向“院士集聚地”逆轉，為這一全國性難題提供了實踐樣本——
長期以來，江蘇面臨國家級創新平臺和大科學裝置相對偏少的現狀，院士籍貫與工作地的“錯位”現象客觀存在。但這并未阻礙江蘇成為院士集聚高地，此次增選后，江蘇兩院院士總數達122人，穩居全國第三。
同樣有所改善的省份還有山東，2025年山東新增8位兩院院士，“十四五”期間住魯院士從86位躍升至165人，總量幾近倍增。高端人才的集聚，離不開實打實的政策支持與制度保障。蘇魯兩地均以頂格力度的政策設計，為院士等頂尖人才搭建干事創業的舞臺。
江蘇的院士科研緊扣“產業應用”導向，例如，東南大學首席教授、博士生導師洪偉深耕毫米波基礎理論與芯片技術；南京大學電子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施毅長期扎根于微電子領域，從事人工智能核心的機器學習理論、模型與算法研究。
山東則以“戰略賽道”吸引頂尖人才。從研究領域看，山東新增8位兩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原子核物理理論、信息與電子、海洋環境與生態學、納米光電材料及器件、密碼系統構建與密碼分析、基因組編輯技術開發和應用等前沿領域，與山東區域創新的目標高度契合。
一個例子是，公開報道顯示，隨著山東海洋強省戰略推進，目前全職住魯海洋界院士達22人，占全國總數三分之一，居全國首位。
秦尊文表示，實踐證明，區域對院士人才的吸引力，并非單純依賴國家級平臺的先天稟賦，更在于政策、產業、生態的協同發力。他建議，各地應立足資源稟賦與產業基礎，聚焦細分前沿領域構建競爭優勢，建設特色產業集群，形成“人無我有”的賽道吸引力，讓人才有用武之地。
與此同時，構建階梯式政策支持體系。既要有針對頂尖人才的“頂格資助”，解決科研啟動、團隊建設的資金難題。也要有面向成果轉化的“全鏈條支持”，如設立產業基金、建設中試基地，降低科研成果產業化門檻。
此外，強化住房、教育、醫療等生活配套，讓人才無后顧之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