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和實現一個民族、一個政治集團的精神升華，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精神大廈的建設注定是一項代際工程、百年工程，決不能急功近利。
在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之際，人們不禁開始思考：我們黨靠什么走到今天，又需要在哪些問題上實現根本突破，方可保證帶領人民群眾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其中，最關鍵的是建設好信仰大廈。
信仰決定著民族或政治集團的興衰
人主要存在三種精神狀態：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追求功利而缺少精神追求者。政治信仰者是社會的骨干，宗教信仰者是社會的穩定力量，第三種人甚至可能蛻變為亡命徒。
有信仰就有敬畏和約束，所以信仰讓我們的生活初看起來并不那么輕松，但要生活得有意義，必須有信仰，因為活著屬于自然形態——它本身無所謂意義，是信仰表明和標示意義在哪里。信仰解決的是終極性命題，只能在運動過程中感知，而且信仰是看不見的。
再看信仰對一個民族、一個政治集團的極端重要性。最具說服力的例子莫過于猶太民族，這個苦難的民族在基督教產生之前，長期受埃及人、巴比倫人、羅馬人的驅趕和屠殺，在人口僅剩300萬時就被羅馬人屠殺了100多萬。基督教產生后，猶太人一直被迫害，基督教對猶太人提出一個要求，即“改變信仰可以免死”，結果很多人寧可被燒死也不改變信仰。迫害過猶太人的國家和民族很多，“二戰”時期，猶太人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高達600多萬，僅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中就屠殺了100多萬猶太人。
然而，如此觸目驚心的眾多苦難并沒有摧垮猶太民族，反而造就了一大歷史奇觀——千年大流散，形散神聚，同時創造了讓世界稱羨的奇跡。全世界的猶太人不過1600萬，但諾貝爾獎獲得者中1/4是猶太人。他們最重要的支撐就是信仰，因為舊約《圣經》把猶太民族視為上帝的選民，由此產生神圣感和擔當精神，進而形成強大的創造力。
信仰對于民族強盛很重要，對政治集團更為重要，特別是對排除了宗教信仰的共產黨。為了新中國的成立，我們黨付出了193萬有名有姓的烈士的生命，無名烈士更是不在少數。當然，要黨再創輝煌，我們黨要走的路還很長。
當前出現信仰缺失的深層原因
當下，我們確實遭遇了信仰缺失乃至信仰危機，其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支撐信仰的神圣感流失。信仰必須神圣，有神圣才有信仰。我們黨在革命時期帶領軍隊為人民利益而奮斗，付出了大量的犧牲，執政后沒有了那么多的犧牲，所以神圣感的形成還在尋找新的更多來源。
第二，支持信仰的利益關系發生了變化。革命時期，我們黨和它的成員幾乎沒有個體利益，那些犧牲的革命者基本上沒有什么“私財”。之所以如此，除了信仰、信念和黨的性質、宗旨，與戰爭環境也有關，它讓人難以保留私財。黨取得執政權力后，仍然沒有獨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黨的成員有利益，有利益就會產生社會矛盾乃至沖突，需要制度規范和約束，然而，很長時間里我們在這個問題的解決上做得還不夠，導致一些權力尋租的情形出現。這必定沖擊信仰。
第三，理論滯后導致信仰基礎弱化。信仰高度依賴理論闡釋，沒有理論就沒有信仰。基督教曾經遭遇亞當、夏娃偷吃智慧果所帶來的悖論和危機——“偷吃”說明上帝不像基督教所宣稱的那樣全知全善全能。如何化解這一危機？神學大師奧古斯丁給出了解釋：“上帝把選擇的權力交給了人類，但人類濫用了這種權力。”怎么辦？重回伊甸園！這一解釋既解除了困惑，又讓人們重新信仰上帝。
西方著名大學里都有神學院，那里有一批頂尖哲學家和神學家，在科學發展過程中解釋各種精神現象。比如講真善美，科學解決“真”的問題，宗教解決“善”，藝術解決“美”。有了這種理論上的有效切割，科學也就不用去解釋宗教，宗教也就不解釋科學了，各找各的精神歸宿。
聯合國對300年來影響最大的300名科學家進行調查，其中除了38名查不清，其他262名中有242名存在宗教信仰。宗教和科學之所以并行不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理論的強大闡釋能力。當理論能夠為人類找到終極目標的實現路徑時，路途再遙遠，也不可怕。共產主義信仰也正是因為開拓了通達道路，而擁有大量信仰者。今天，“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已經實現之后，共產主義的繼續推進，需要更扎實更深入的理論闡釋及時跟上。這應當也是習近平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會議上突出強調理論創新和理論突破的原因之一。
信仰實現路徑的重大突破
我們只有努力爭取理論突破，才能重新堅定自己的政治信仰。
第一，對共產主義作出時代化詮釋
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習近平同志指出，馬克思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開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這給我們提供了重建精神大廈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人類文明史或精神史中，始終關注兩條主線：一個是彼岸的終極，即安撫靈魂的宗教信仰；另一個是解決現實需要的此岸終極，即美好的社會制度或社會形態設計。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提出《理想國》，中國的孔子提出“大同社會”，二者都是對世俗世界或現實社會的美好設想。及至文藝復興，歐洲的人文主義者在黑死病與饑餓面前覺醒，認識到只為靈魂尋找出路是不夠的，必須解決現實世界的人的基本需要，于是有了啟蒙思想家們從不同角度設計的現實世界，其中包括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再后來，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共產主義。
近現代中國，既有康有為的《大同書》，也有孫中山重提“大同社會”，更有中國共產黨打出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旗幟，這些都是在追求一個美好的現世圖景或終極目標。
第二，精神大廈建設的新思路
“此岸”問題解決了，“彼岸”問題如何解決仍然是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必答題，因為人類始終要面對非人力所能改變的災難，始終要面對無法全部掌握的未知世界，“兩個始終”決定了要有一種安撫靈魂的東西。我們唯一的選擇是將民族文化基因與共產黨的政治目標相結合，將其中的高尚精神元素抽象化。在各種力量都無法拯救中國、各種道路都走不通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由此實現突破，這說明我們黨有其獨特的精神元素存在，二者最簡單的解釋就是大同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的結合。
因艱難性、曲折性和必要的犧牲而成就高尚性或神圣性，這就是人性中升華出來的神性。既然耶穌是因為拯救眾生的靈魂世界而被神圣化，那么拯救現實社會中的人或集團，必定內含神圣性，因而成為精神歸宿。這是一個縱向上包含民族發展史、橫向上包括過程中生成的所有精神元素，因而包容度很高。一是“非革命和斗爭”無以獲得精神力量，而世界又在向“命運共同體”的方向前進的困境得以化解；二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邏輯難免波及中國歷史文明，導致坐擁“唯一延續古文明”而難以讓精神世界厚重的困境得以化解；三是糾結于歷史的對錯，導致難以擺脫歷史羈絆且步履沉重的困境得以化解，由此輕裝上陣，推動中華民族以更矯健的步伐走向世界文明的頂峰；四是從此文明史或開拓史就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史，而不再糾纏于哪個階段的追求是革命，哪個階段的精神史是非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我們進入積淀，而不是沖突；五是“左”“右”之爭的社會撕裂從此化解，真正做到“不以改革開放前30年否定改革開放后30年，也不以改革開放后30年否定改革開放前30年”。
第三，遵循精神大廈建設的一般規律
推動和實現一個民族、一個政治集團的精神升華，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精神大廈的建設注定是一項代際工程、百年工程，決不能急功近利。正緣于此，我們要有習近平同志所強調的“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
諸多努力中，要特別強調把信仰品質注入生活方式，努力使信仰生活方式化。我們講西方是“小政府大社會”，社會有效運行很大程度上是靠非政府組織，而這個非政府組織中最重要的是教會，人們在那里找到依靠和友愛。在這種情形下，生活方式中的宗教就開始影響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思想方法、價值判斷和行為方式。這一點，在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有深刻分析。那么，我們以尋找和實現共產主義過程中所產生的高尚思想作為信仰，也是可以進入生活方式的。
最后，強調堅定信心很重要。以色列1948年建國，與我們新中國成立的時間相近，他們通過不懈努力恢復了希伯來語，這說明執著和堅守就會創造奇跡。對于我們建立精神大廈的政黨和民族來講，只要選擇正確，理論有突破，重構精神大廈的偉大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中華民族與我們黨都已到了呼喚重建精神大廈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