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草”有毒，“解藥”在哪兒
一片28克的粉片，如何賣到29888元的天價？鼓吹“現在開始含著吃”的青海春天“極草”，終于被監管部門認定有毒：其砷檢測結果最高為9.883mg/kg，最低為4.4mg/kg，遠遠超過國家標準的1.0mg/kg。
2014年12月，青海春天就被職業打假人王海瞄準，但是舉報始終未果。該公司手中握著的兩張“護身符”——國家“保健品試點”和“青海省試點產品”。在宣判“死刑”后，我們既要看到企業的衰落走向，也要努力戳破其背后的層層政商迷霧，決不能讓其騙了消費者、圈了投資者，還能拍拍屁股瀟灑走人。
其中，至關重要的謎團有兩點：一是總局在及時叫停相關試點后，當地監管部門為什么沒有后續跟進，直到去年底才停止換發新證書；二是“極草”絕非保健品，也不是藥品，怎么還能游離于食品的監管之外？
“極草”也好，“神藥”也罷，與正規的中醫藥完全是兩碼事。國家關于中醫藥產品的監管，有著一整套完整體系與辦法，這次的事故不是藥的問題，而是食品的問題；不是中西醫的爭執，而是食品安全的故障。
食品監管，攸關性命。對類似打著新概念、蒙騙消費者的企業，仍不能心慈手軟，尤其是對民間舉報，我們應充分重視、早些回應。與此同時，作為上市公司的投資者權益如何保障，已經發貨銷售的“毒草”如何下架召回，都不是小問題，都需要監管者的周全施策，妥善處理。
（來源：京華時報/作者：井橋夕）
香港“限苗令”不值得大驚小怪
香港衛生署宣布，從4月開始全港母嬰健康院每月只有120個名額可供非香港兒童預約接種疫苗，有需要時甚至會全面停止這類預約服務。
港府雖然未提作此決定的背景，但所有人都立刻想到內地前段時間爆發的問題疫苗風波，以及其所造成的部分內地家庭的恐慌。
就眼下來說，香港社會擔心內地母嬰涌入會造成當地疫苗供應緊張，港府應民間這種擔心而發布“限苗令”，這應看做是民生層面的不得已反應。兩地輿論都不應就此多想，想了也應當拉回來。
內地社會尤其應體諒香港方面的這一反應。不妨想一下，內地的北京、上海等最大城市還會在戶口、購房、車牌照等緊缺資源方面限制外來人口的申請，香港的相關限制措施恐怕首先不是情緒或態度的反映。
中國內地食藥安全的風險不會像個別嚴重案例給人印象的那樣嚴重，這應是輿論冷靜下來后的理性結論。重要的是，這些風險不可能通過人們大規模轉向接受境外服務來解決，中國社會通過加緊修煉內功來解決自己的問題，顯然是唯一出路。
內地大城市的疫苗出問題概率極低，而想出境出國解決問題的，恰恰絕大多數都來自大城市。這當中實際的最大價值是心理安慰，而當去外面會遭遇過程上的諸多周折時，心理安慰就有可能變成更大的精神負擔，從而得不償失。
一度很尖銳的奶粉問題，近來緩和多了。多種途徑帶來了有效優質供給的快速增加，絞成一團的難題被拆散、沖淡了。我們希望并且期待，疫苗問題的緩解將能來得更快些。
（來源：環球時報/作者：單仁平）
警惕官員提前退休背后的“潛規則”
從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初，湖南省多縣市開始推出一項組織人事政策，鼓勵在職50歲以上正科、副科級領導干部提前離崗，實際上是提前退休，優惠條件是提高級別、增加待遇等。
根據《公務員法》，公務員工作年限滿30年的，或者距國家規定的退休年齡不足5年且工作年限滿20年的，本人自愿申請，經任免機關批準，可提前退休。如果大學本科畢業，工作滿30年，起碼就是52歲的人了，讓他50歲離崗退休，與法不合。
地方上推行此類政策，看似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比如湖南，因為政府職能部門合并，或鄉鎮區劃調整，產生了“多余”干部。用“優惠政策”鼓勵自愿提前退出領導崗位或自愿提前退休，是一種“善后”舉措。
雖然干部“早退”經常打著讓賢、干部年輕化的旗號，實際操作中可能容易走樣，成為一種惡劣的“官場權謀”。比如有些機關、單位，只要“一把手”一換，中層干部就要隨之動一動，這已經是一種盛行多年的潛規則。換中層，一是要安排一批領導的親信，二是清除前任的影響力，三是覺得還是用新人順手。
當然公務機關崗位和職數有限，但又的確存在因部門合并、區劃調整而來的干部精減問題，這就需要作出妥適的處理。中央已經出臺了推進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總的原則是能者上、庸者下，敢踩黨紀紅線者也要斥退。年齡不應成為替代德能勤績考核的標準。就算是按規定必須下的干部，也應根據其能力、特點，安排適當崗位，做到人盡其用。一些地方用財政的錢把早退的干部養起來，實際上是吏治無法、無能的表現。
（來源：新京報/作者：楊于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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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粉監管不能止于“告知安全”
上海公安部門破獲1.7萬罐冒牌名牌奶粉案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4月4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發言人表示，經初步了解，假冒奶粉符合國家標準，不存在安全風險。
一面是假冒奶粉，一面卻是“不存在安全風險”，這一說法的沖突與矛盾意味顯而易見。結合案情來看，這批被查的假冒奶粉，系犯罪嫌疑人用低檔、廉價奶粉充當品牌奶粉進行銷售，通俗說法其實就是以次充好。
“假冒產品符合安全標準”的回應，實際上反映了一種食安監管文化的偏差。首先，假冒產品首先是非法產品，作為監管部門在應對上，最為理性與負責的態度，應是將之視為是“不安全”的“最壞”情形來加以查處和應對，若以符合安全標準來進行單方面的行政背書，不僅難以讓消費者得到“安慰”，反倒更容易令人聯想到監管態度的松懈，而這恰恰是最難以讓人淡定的；其次，在現實中，監管標準是一回事，但實際上人們的安全感又是另一回事。若以標準上的“合格”來代替人們對于某款產品的具體感受，忽視現實中的安全恐慌或漏洞，并不可能帶給人們真正的安全感。
在食品安全風險出現時，相關部門的確有責任及時給予公眾一個負責任的權威答案，來紓解公眾的安全憂慮。食安監管不能止于告知公眾“安全”，也不能僅僅以“標準”檢測來代替具體的安全現實，它需要建基于充分的信息公開之上的“說服”，更需要有“溫度”的回應人們具體的安全焦慮。
（來源：光明時評/作者：朱昌俊）
幼童信息被出售 信息保護立法能否提速？
只需花32000元，就能買到濟南市20多萬條1～5歲的嬰幼兒信息,除了孩子姓名、家長電話，這些關于孩子的信息甚至還能夠精確到每個家庭的門牌號！
去年9月，北京警方成功打掉的一個敲詐勒索的犯罪團伙，他們就利用掌握的大量學生信息，打電話勒索家長，據說犯罪嫌疑人能準確說出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就讀班級以及家長的姓名、工作單位和地址。
幼童信息泄露的后果十分嚴重，不僅家長會被騷擾、被敲詐，而且幼童個人安全也缺乏保障。濟南20多萬幼童信息被公開出售,大家關注的焦點在于，這些個人信息來自何處？種種跡象顯示，很可能來自接種疫苗的環節，幼童接種疫苗時登記的個人信息匯總之后，被個別掌握這種信息的公務員拿來牟利。順藤摸瓜，查清此案并不困難。
《刑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都有相關規定，為何還有人敢于公開出售幼童信息，究竟“膽”從何來？
無論是疫苗接種機構還是地方疾控中心,毫無疑問都有義務和責任確保自己掌握的幼童個人信息不被泄露。但濟南20多萬幼童信息被公開出售表明，相關機構在個人信息保護方面存在很多管理漏洞，因此，在調查、追究信息出售者法律責任的同時,還應該追究相關監管部門和機構管理失職的責任。只有如此，才能確保此類問題不再發生。據悉，有關方面早在2003年就委托專家起草“個人信息保護法”，但至今沒有下文。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一些代表委員也建議盡早啟動個人信息保護法立法。
（來源：新華網/作者：馮海寧）
監管“裝睡”比學生“中毒”更可怕
江蘇常州外國語學校自搬新址后，近500學生身體異常，493名檢出皮炎、血液指標異常等，個別查出淋巴癌、白血病等。該校區地下水、空氣均檢出污染物，污染最重的氯苯，在地下水和土壤中超標達94799倍和78899倍。
據悉，學校附近正在開挖的地塊上曾是三家化工廠，專家稱校區受到的污染與化工廠地塊上污染物吻合。
更讓人心寒的是，當地教育部門表示，學校建設已做過相應環評，“符合規范”。環評報告批復時間是2012年3月31日，而學校奠基施工是在2011年8月21日。這意味著，學校在不知環評是否達標的情況下，提前開工7個多月。而隨后的環評報告，無視農藥成分殘留，只考慮了氨氮、pH值等常規的污染物指標，這更像是一出“環評雙簧”，以洗白學校違規建設的事實。
環評報告中，既說明學校建設“符合規范”，也指出項目北側場地“土壤和地下水已受到污染，存在人體健康風險和生態風險”。顯然，校方選擇性“收聽”有利信息，而對風險提醒“裝睡”。
國家規定：“大氣環境防護距離一般認為至少在300米以上，項目廠界大氣環境防護距離之內不應有長期居住的人群。”而常州外國語學校新校區只與污染區相隔一條馬路，最遠不過100米。無視這些規定，很難拿“環評事故”擋槍。
事實上，早在2015年底，家長就在質疑校區污染；從今年1月份開始，就已有多家媒體對其進行了多次報道，但當地政府先是否認化工廠的存在，爾后常州環保局又出面稱沒有臭味，直到央視曝出641人送醫。可以說，正是當地主管部門的一再裝聾作啞、欺上瞞下，才造成了今日局面。
監管者的“裝睡”比學生“中毒”更可怕。正是管理者急功近利、無視法律、漠視生命才造成了目前的惡果。對此，既要處理環境污染之毒，更要處罰監管者“裝睡”的懶政之禍。只有通過依法處罰、嚴厲問責，才能以儆效尤，防范悲劇。
（來源：新京報/作者：薛家明）
